在对比讨论中美企业税负时,人们很可能既忽视了前提条件: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公司税最重的国家；也没有考虑后续发展:美国可能大幅调低公司税；更未意识到:一场全球减税竞赛已经打响
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前不久的一番言论,将中美两国企业税负问题推到风口浪尖。在关于中美企业税负高低的激烈讨论中,大多数人或许忽略了一点——美国拥有发达国家最高的公司税。
按照经合组织(OECD)统计,截至2016年12月,在其35个富裕成员国中,美国的公司税率是最高的,联邦公司税率高达35%,加上地方税后的综合公司税率达38.92%。而法国为34.43%、德国为30.18%、日本为29.97%、英国为20%,最低的爱尔兰仅为12.5%。
据跨国会计行普华永道统计,美国的公司税率不光和发达国家比要高很多,在全球所有国家中,美国公司税率也高居第三,仅低于乍得和阿联酋。
美国沉重和不合理的公司税早已是美国媒体常年批判的对象,也成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承诺的改革重点。
美国公司税的问题除了税率过高之外,另一大问题是过时的税制设计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导致跨国大公司可以利用各种手段避税,而本土中小企业则成为高税率的受害者。
如苹果公司将欧洲市场利润转移至税率极低、又承诺给予税收优惠的爱尔兰,从而规避了巨额税金。苹果目前在海外囤积的利润超过2000亿美元,相当于逃避了700多亿美元的公司税。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美国公司税制度的一个内在矛盾:美国一方面对美国企业的全球利润征收35%的公司税,但另一方面只有当这些企业将利润汇回美国时才会被征税。这导致美国跨国公司目前将高达2.4万亿美元的巨额利润囤积在海外。
这给美国政府带来了巨大压力,迫使其为大公司利润回流开辟“绿色通道”。例如2004年小布什总统就将企业汇回海外利润的所得税率从35%降至约5%,这一政策吸引了3120亿美元利润回流美国。
但这显然带来了严重的不公平问题,没有全球避税能力的小企业只能老实交着35%的重税,而大企业却拥有和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
因此多年来,改革公司税制来降低企业成本、鼓励大企业利润回流一直是美国政策和舆论界讨论的重点。特朗普在竞选中和当选后都表示,将把美国联邦公司税率从目前的35%大幅降至15%,同时跨国企业海外利润汇回国内将只征收10%的所得税。
如果这一改革能够落实,美国将一跃成为全球公司税最低的国家之一,同时大型跨国公司巨额利润将回流美国,并大幅带动美国本土投资增长。这无疑将大幅降低企业在美国的经营成本,并吸引更多国际产业资本流向美国,从而提振美国经济。
并且,特朗普的公司税改革承诺并非孤例,英国公投“脱欧”之后上台的英国新首相特蕾莎·梅也承诺,到2020年英国公司税率进一步降至17%。事实上,通过为企业降低税负来增加经济竞争力的做法已成为一项全球性改革共识。
随着经济全球化、经营跨国化逐渐拉平国家间生产要素成本,国家间的税率竞争在争夺企业时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新世纪以来,除法国外的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在不断下调公司税,以避免本国公司向更低税率的国家转移业务,并吸引外国企业到本国投资设厂。
如果将曹德旺先生此番引发的舆论风波的谈话置于这样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结果将更加令人不安。因为在对比讨论中美企业税负时,人们很可能既忽视了前提条件: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公司税最重的国家；也没有考虑后续发展:美国可能大幅调低公司税；更未意识到:一场全球减税竞赛已经打响。
全球化时代,对企业的全球争夺变得日趋激烈,这要求各国政府在调整税收制度时不能以国内财政收支平衡为唯一出发点,也应关注本国税率的国际竞争力。这意味着政府应有更强的危机意识、应更善待优秀企业、更耐心聆听企业家的抱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