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特朗普当选后，全球经济已经开始发生悄然变化，逐利的资本开始做多美国，仅仅美国和中国股市、汇率、国债的对比反差就很大。12月15日美联储宣布加息。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上涨到了历史最高点19975点，美元指数上涨到了103。对应的，中国股市上证综指从3400点下跌到3129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6.78跌倒了6.95。
按竞选时期言论，特朗普上台后估计将推行美元加息、资金回流、贸易保护、企业减税等措施，要求企业留在美国或把境外工作机会迁移回美国，吸引外国企业投资美国实体经济，开展国内大规模基建。这些逆全球经济一体化且看似矛盾的政策导向，在资本与投资机构看来存在预期机会利润，逐利的资本一定是两其害取其轻，谋求最大公约数。
目前看来，特朗普经济策略的一些主要导向将对全球和中国经济带来重大影响。
其一、美元升值将给许多国家经济带来危机。历史上每一次美元指数上涨超过100，都会有其他国家积累的经济泡沫被引爆，而目前美元指数是103。美元升值将消耗中国外汇储备，带来外源性通胀。
其二、美国未来若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导致全球大宗商品的需求增加、价格上涨，使中国进口所需外汇增加，也会给中国带来外源性通货膨胀。
其三、全球和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特朗普把美国公司税降到15%。在美元加息升值的背景下，全球流动资金本来已经开始回流美国，随着美国经济前景向好，企业大幅减税、盈利预期提高，这会一下子导致全球资金涌入美国。如果中国没有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逐利的资金将撤离或逃离中国，美元流出中国时，人民币不仅面临贬值压力，前期超发的人民币也会因外汇储备占款骤然减少大约六万亿人民币的市场流通，而造成国内货币市场上流动性紧张。这是攸关中国未来经济的最大威胁。
当然特朗普经济政策不是无懈可击，存在许多内在矛盾，美元加息同样会冲击美国的实体经济，同时未来特朗普将发行国债来大规模重建基础设施。国债和发钞应维持在合理区间，但是美国国债总额高企，外国债权人担忧美国国债增发，将减持美国国债。美元升值与美国出口、增发国债是相矛盾的，特朗普政策执行有可能打折扣或者不符合预期。
目前，中国与美国的经济还是存在较大差距的，特别因近两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所造成的差距在逐年加大。201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是17.40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是10.40万亿美元，差距是7万亿美元;2016年中国GDP总量将是10.386万亿美元，假设美国2016年GDP同比2015年增速是2%，则总量将是18.227万亿美元，中美GDP总量差距将扩大到7.841万亿美元。尽管中国GDP增速比美国GDP增速高，但由于汇率因素，实际上中国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在扩大。
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外汇储备消耗了近六千亿美元用于干预人民币贬值。从2014年二季度末至2016年11月30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5万亿美元，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国外储下降了9400亿美元，这在全球金融史上是前所未见的，人民币贬值对外汇储备是长期消耗战而不是短期速战速决。
另外，中国当前企业税负过高，分税制改革以来造成的央地税收和支出比例的不合理。税负的高低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但并不是构成企业竞争力的唯一因素，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因素有几大方面，生产原材料的成本，人力资源成本，房租与办公成本，产品科技含量，质量和设计水平，这些也都影响着中国出口产品与服务的价格。另一个影响因素是欧美日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出口设置的贸易保护政策。
中国在汇率、利率、国债、人民币发行、税率、增强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配套政策方面有哪些选项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4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抑制房地产泡沫，也要防止大起大落，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其一、中国超发的货币需要通过释放流动性去杠杆的过程。央行如果采取降息，降准，有利于向市场释放流动性，但是会造成泡沫的继续累积，以及泡沫破裂时对金融机构的系统风险。人民币升息有利于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但是人民币升息影响去杠杆，会刺破资产泡沫，造成恶性硬着陆和经济衰退。美元升息，人民币不能立即升息，超发的货币需要一个去杠杆的过程，去杠杆的过程的初始阶段需要有更多的货币流通才能帮助企业完成去杠杆。加快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和扩容也是吸收中国M2货币超发的好途径。
其二、中国国债和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例相对不高，有进一步发行有空间。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政府部门债务率将达到57%。中国国债和政府机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相对美国来说还算比较低的，中国发行国债尚有空间。
其三、美国贸易保护可能会要求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汇率稳定。另一方面，美元升值会造成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更加严重，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增强，特朗普有可能会再次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采取各种措施保障人民币不贬值是比较被动的，可以考虑从政治层面适时同意其升值要求，这会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汇率的稳定有利于中国提高国债发行额度，实施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
其四、减轻企业税负，动态调整税收结构的不合理。中国税收结构不合理之处体现在：一是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权巨大，地方事权大而税源少，不得不依赖土地财政;二是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为主源不同，增值税代表的流转税是我国的主税，向环节增税更阻碍了经济流动。中国是世界上企业税率比较高的国家，如果加上各种费用及其他负担，企业承担的税费成本就更高了。
如果美国企业税率降低到15%，中国应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为吸引外资，税收环境应该对资金友好，与美国共同成为全球资金的避风港。
其五、改善中国人力资源成本大幅度上升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因素。最近被广泛引用的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CG)报告《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声称中国的制造成本已经与美国相差无几，其算法是不够科学的。但中国人力资源的逐年减少和人力成本的逐年上升确是不争事实，确实影响了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中国政府和企业对于人才的引进不应只着眼于国内，一方面要建立类似于美国的绿卡制度，从全世界引进高端人才;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到国外设立研发中心，对于国内一时紧缺的科技人才，可以在当地雇佣，研发高新技术产品，加速企业抢占科技制高点的进程;同时，在东欧，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人口丰富的地区建立制造中心，以及外包的方式，充分利用当地低成本人力资源，发展中国经济，降低中国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效益。中国完善劳动法也可以提高企业用工灵活性和提高竞争力。
其六、发挥中国自身优势，提升国际核心竞争力。中国的制造业优势主要体现在成熟全面的工业体系和产业聚集配套优势，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时代来临，未来中国会有很多工作职位被机器人和自动化取代，人力资源会逐渐释放出来。
面对全球市场的科技竞争力方面，中国企业的实力并不弱，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技术为例，中国与美国相比差距并不大。在获得政府和社会金融资源的支持后，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可以与美国同台竞技。
中国经济从内部来看，存在着地区发展的层次转移空间，和消费升级驱动的产业升级空间，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接近70%，高科技，现代制造业，传统工业，普通消费品，服务业，金融行业的各个分支，在中国各个市场层次都会找到相应的市场空间，只要企业有利润，市场自发的驱动力会使中国经济仍然保持活力。从外部来看，中国可以利用投资海外市场，从海外国家和地区，向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发达国家出口产品和服务。
其六，“一带一路”可以扩大人民币的流通和贸易结算，国外政府和市场对人民币的实在需求，也相应的会需要和吸收人民币的一部分发行量，有助于中国进口资源时候减少外汇的支付，降低外汇汇率波动带来的贸易风险。人民币贸易结算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互惠互益，如果中国经济减速和进口减少，对大宗商品价格是利空，会导致有些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人民币贸易结算圈的形成，有利于稳定相关国家的经济和收支平衡，是互惠互利的好事。(作者分别是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执行总监、国家开发银行高级专家，汇真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