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者缺位且利益均沾的现实下，“发票腐败”就成了一种相互取利的行为。“发票腐败”的根源在于公款支出没有得到有效监管。惩治“发票腐败”需从源头治理。
22日，中央纪委网站公开曝光八起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其中包括税务总局官员公款旅游违规报销、南京烟草专卖局干部虚开发票套取会议经费用于接待等问题。梳理各地纪委通报发现，今年以来各地公开通报的违规报销问题不胜枚举。
“发票腐败”由来已久，并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长期以来，它所受到的重视和监督，并不令人满意。比如有些干部的报销内容几乎无所不包，“生活几乎零成本”，甚至有些落马干部的行贿“黑金”，都能以各种名义入账报销……窥斑见豹，任何一种腐败发展到如此极致的地步，都是因为欠缺有效的制度约束。
与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腐败形式略有不同的是，“发票腐败”在形式上属于一种“不进腰包”的腐败，通过巧立名目、虚列开支的方式将公共资金占为私用，很少留下实质性的腐败证明，事后也很难追查，因此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打个比方，本来50个人参加的会议，报销时按80个人算，会都散了，又怎么能准确查实这虚构出来的30人？监督上有先天性的不足。
“发票腐败”也是一种典型的集体式腐败。正如报道中一名财会人员所言，“报销腐败”往往是在领导授意安排下，财会人员参与造假。财会人员担当的本是监督者的角色，却摇身一变成了参与者，内部监督形同虚设。而腐败一旦从个体行为变成集体行为，就很容易在一个单位内部形成潜规则，达成攻守同盟。监督者缺位且利益均沾的现实下，“发票腐败”就成了一种相互取利的行为，一来大大降低了腐败的门槛和风险，二来使得公职人员的耻感不断退守，参与者不断增多，甚至导致腐败常态化。
随着我国财务制度和法规的不断完善，对“报销腐败”并不缺少制度设计。问题是，相关制度落到现实中，往往力不从心，精准度不够。审计部门一般只关注发票真假，财政部门则关注是否超过预算，这种浅尝辄止、粗枝大叶式的监督，怎么可能防住千变万化且经过重重伪装的“发票腐败”？也正因为如此，目前被查出的“发票腐败”问题多是由内部人士举报。而众所周知，内部举报往往形同“隔墙砖头”，砸到谁是谁，带有极大的偶然性。
事实上，发票只是腐败的道具，“发票腐败”的根源在于公款支出没有得到有效监管。如果眼光仅仅盯着发票，从内部求解，等同于把反腐败的重任交给自律，根本就是缘木求鱼。报道中有一个典型案例，某市副市长曾要求分管的医卫和教育部门为其个人消费报销发票40多万元，被要求报销的发票中有假发票、大货车过路费、洗脚票和外地发票等。发票无疑是真的，可这些荒唐可笑的报销事由是如何通过审核的？
惩治“发票腐败”需从源头治理，把重点放在公款开支正当性的监管上。诸如会议经费、办公设备等开支，不妨外包给企业，或者交由相对独立的部门来操作，实现采办分离，而不能由单位自行采购。同时，还应将开支事由和款项公之于众，强化社会监督。此外，还需加大惩戒力度，让违规报销者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如此，才能让“发票腐败”无处遁形，也才能让腐败者真正付出代价。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