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从治国理政的层面看，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大亮点是：党中央“对经济工作思想方法作出的重大调整”。这句话实质上宣告了中国经济工作要走一条新路，中国经济也开始走上了这样一条新路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亮点纷呈，众多新提法、新举措、新任务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毕竟这些政策安排、制度设计会深刻地影响我们大家明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经济生活。但是，从治国理政的层面看，本次会议更大的亮点其实是会议新闻稿中的一句话：党中央“对经济工作思想方法作出的重大调整”。我们对经济工作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而不是别的什么判断，为什么进行这样的决策而不是别的什么决策，为什么关注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别的什么问题，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做法而不是过去那些做法，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中国经济工作思想方法有了重大调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实质上宣告了中国经济工作要走一条新路，中国经济也开始走上了这样一条新路。
辩证理解经济政策的变与不变
细心的观察者可能会注意到，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很多内容似曾相识，像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等等，这些内容是在去年、前年甚至党的十八大以来就反复讲的“老话”，今年又讲了出来，而且讲得更具体。为什么?
第一，“老话”不老，“老话”本是新话。这些话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立足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这一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而说出来的。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社会经济增长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要做“加减乘除”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要寻找新动能，等等。没有经济新常态这一大背景，这些话是不可能说也说不出来的。即使过去有类似的说法，其内涵也与现在有着本质的不同。
第二，“老话”其实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确立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这一政策框架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对于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意义重大。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四年经济发展实践的检验，证明它是符合实际的、行之有效的。我们的经济工作有进步、有收获，就在于我们把这些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在了经济发展实践中；我们的经济工作有隐患、有风险，就在于我们对这些政策坚持不坚决或坚持不到位。
当然，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随着经济发展具体情形的变化，对某一方面、某一领域、某一层级经济政策进行适当的微调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但是，只要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出新常态这一大的发展阶段，我们的经济政策大框架就不会变也不能变，这些“老话”就会一直贯穿中国经济发展全过程。
经济工作的目标必须旗帜鲜明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闻报道出来后，最吸引大众眼球的莫过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句话。实事求是讲，在如此严肃的会议上讲出这样一句近乎口语的大白话确实有些不同寻常，但我们要为这样的“不寻常”点赞。这充分表明中国最高决策层与中国百姓的心是相通的，百姓想说的话也正是他们说出的话。
中国社会这些年来盖了不少房子，但很奇怪“房子”这一商品似乎不再遵守商品的经济规律。房子盖得越多价格越高，为什么会这样呢? 目的与手段本末倒置了，房子不再是用来住，而是为了投机炒作。当一个上市企业一年的利润都赶不上卖一套房子的收益时，谁还会继续坚守实业?当本不应该的财富泡沫一直能坚而不破的时候，谁还能感受到劳动的神圣与劳动的尊严?
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这句话虽然直接指的是房地产业，但对中国社会的所有产业都适用，对中国社会的所有经济工作都适用。虽然在特定的过程中，目的与手段有相互转化的情形，但是目的就是目的，绝对不能退化为手段；手段就是手段，绝对不能异化为目的。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倡导培育“工匠精神”，呼吁打造“百年老店”，这不是我们在秀什么情怀，而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必须的“标配”，是基于中国现实国情与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中国当然要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业，但是金融的发展必须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能反客为主、鸠占鹊巢、自我循环，更不能成为实体经济的“搅局者”“吸血鬼”“野蛮人”，不能成为经济社会的风险源。当然，并不是说只要搞实体经济就一好百好了。如果提供的是无效供给，没有市场，“僵尸企业”要毫不犹豫地被处置。
诚然，每一个产业发展都有其自身的产业定位与业绩目标，但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最大目标。经济工作小目标要服从大目标，这一点必须旗帜鲜明。明确了这一点，不寻常就会变得越来越寻常，越来越常态。
在更高层面上把握“稳”与“进”
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被提升到了治国理政重要原则的地位，提升到了做好经济工作方法论的地位。对经济工作讲政治、讲哲学，这是意味深长的，也是意义重大的。
经济建设当然是我们党的中心工作，是中国社会的重中之重，但是经济发展不是全部，经济发展也不可能离开其他发展而自弹自唱。衡量经济工作的“稳”，不能只看经济指标，还要看与之相关的政治指标、社会指标、文化指标、生态文明指标等等。只有经济的稳，没有其他领域、其他方面的稳不是真的“稳”，也不可能真正“稳”住。衡量经济的“进”同样如此。如果不能带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能增加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不能带来社会的文明、和谐、进步，片面的经济指标“进”也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一些习惯了高速发展的同志总是不甘心把速度降下来，总是对目前的经济下行诚惶诚恐。我们当然也希望经济发展速度快一些，但当经济下行已是客观必然的时候，勉强加速不仅会欲速不达，甚至还会引发连锁性的问题。通过饮鸩止渴的投资把经济发展速度勉强维持在某一好看数字上，似乎稳住了，但如果不能带来相应的就业，不能产生真实的需求，后续的波动会更大。反倒是通过下行探底找到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基础点、基本面，站在坚实的基础上方有继续前进的可能。这两年来我国经济增速低了不少，但解决就业的力度与成效却不降反升，甚至远超当年两位数增长时的数量，道理也在于此。
那么，什么才是我们希望的“进”呢?在稳的前提下通过在关键领域的突破而“进”，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而“进”。比如，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质量提高了，供给结构适应了需求结构，“进”自然就水到渠成；又比如，通过创新驱动，不仅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让传统产业得到新技术新业态的全面改造提升，“进”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再比如，通过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雷区隐患消除了，薄弱环节补强了，“进”也就顺理成章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是这样的“进”。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