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生人的程帅帅曾因创办“艾滋公寓”、以行为艺术倡议消除歧视赢来不错的口碑，直到最近两年，他逐渐转入幕后，同时，他在艾滋病公益圈的声名越来越差。程帅帅建立“药品转让平台”，他搜罗来国家免费的艾滋病药物，收取“押金”进行转借。他还以收取“代购费”的形式，帮艾滋病感染者从国外带回进口药物。因这其中所牵扯的经济问题以及暗含的医疗风险，质疑与指责随之而来。（11月28日《北京青年报》）
“药品转让平台”的药品来源有两个方面， 一是从富余者手中收集，让免费的药品变成有偿的支付。二是从国外带来进口药品，相当于传统意义的代购。打着公益和慈善之名却行着牟利之实。显而易见的是，“药品转让平台”已成为药品非法来源与去向的一个集散地，而操纵者也以此作为取利的手段。自然， 这其间所暗含的风险，除了经济问题及医疗风险外，更在于同道德倡导和法律规定背离甚远。
艾滋病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其治疗采取是免费领取药物的方式，一方面国家作为兜底而按量提供，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公益机构的无偿捐赠。某种意义讲，其采取和坚持“定人、定量和定员”的原则，把药物按照每个人的需求而发放到患者手中。如此做的好处还在于，有利于国家对感染和治疗群体进行全程的掌握，从而在政策的把握与执行上更加精准。然而，一些患者从国家或者相关机构免费领取的药物，囿于各种原因而有所超量并留存，按理说应当继续使用直到用完才去领取，不过因为有了“药品转让平台”，也等于有了交易的渠道，从而在领取上将会进行数量的浮夸，在源头上造成资源的浪费。
与此同时，一些人为了倒卖牟利则不惜弄虚作假，比如撒谎说药品丢失或者变质，而变相索取更多的药品。相对而言，一些隐性的感染者则不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获取药物，使得其感染身份不为防控机构所掌握，不利于制定统一的防控措施，采取更为有效的干预机制，从而使其处于管控的体系之外形成“体外循环”。也恰是这些未被发现的“隐性患者”，给其他人被感染留下了隐患。因为“早发现”才能实现“早治疗”，为“借药”者创造条件和提供暗道，“药品转让平台”具有原罪。
而从法律上讲，药品作为特殊商品，有着明确而规范的法定渠道，根据药品管理法规定，开办药品批发或零售企业，须经企业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发给《药品经营许可证》。无该证的，无论是网络还是实体，都不得经营药品。此外，代购药品几乎没有合法性质意味着，从境外的代购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而应被禁绝。也正是因为此，才有了“代购第一人”陆勇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若连免费代购都存在违法风险，那么以收取 “代购费”的形式牟利，更属于罪上加罪。
程帅帅打着公益之名，行着商业之实，甚至始终坚信“商业是最大的公益”的理念，如此矛盾的做法，也暴露出监管存在漏洞。公益与商业之间，本就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其间有利益均衡点，不过却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药品转让平台”有着道德与法的双重风险，却在慈善的掩护下存续日久，以至于扰乱了市场秩序和社会规则。因而对其不能听之任之，而应及早介入和干预，并按照相关规定给予禁止和处理，使之让慈善归慈善，让法律归法律，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也给“药品转让平台”操纵者提供保护。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