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监管应纳入法制轨道

　　国务院办公厅11月14日对外发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明确我国将把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划分为四个等级，实行分级响应和应急处置，必要时依法实施地方政府财政重整计划。预案明确，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实行不救助原则。(（11月15日《新京报》）

　　虽说地方政府整体负债率不高，但是政府债务是关系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变量。局部地区偿债能力弱化、个别地区风险超过警戒线、违法违规融资担保现象时有发生、一些PPP项目存在不规范现象。这些问题不容小觑。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借债只铺摊子不管还，过分依赖卖地还账，助推高价高企，增加征地、拆迁矛盾，造成国有资产缩水甚至流失。地方债务风险特别是存量债务风险不可掉以轻心。国务院办公厅划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等级，明确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实行不救助原则。此举对于督促政府遵守欠债还钱的底线，不再盲目举债，是一支可贵的清醒剂。

　　有业内人士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过度举债已接近极限，债务率已高达150%以上，个别县市债务率已经超过400%。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在广东省省情研究中心调查涉及的20个乡镇中，政府欠债总额就超过10亿元，其中债务最多的镇达25949万元，最少的镇也有486万元，平均每个镇负债5430万元。不考虑利息因素，个别乡镇不吃不喝还债需要400年。报告认为“乡镇债务已超过实际偿还能力”。如果不对地方举债行为进行限制，明确举债和偿债的责任划分，将会给地方政府信用与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果没有转移支付，有的乡镇政府恐怕已经破产。中央原则上不救助地方偿还债务，实际上是对某些地方“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严厉警示。

　　尽管国家发改委明确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企业可申请发行企业债券，为保障房建设筹措资金；经过国务院批准，部分地方政府被允许自主发债，但是有的地方旧债未还又添新债，政府财力透支，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

　　在我看来，地方政府热衷举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当前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政府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需求不断提高，由于财政资金有限，客观上推动了政府的举债需求；二是一些干部忘记公仆初心，为了快出政绩、多出政绩，急功近利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顾现实条件，大肆举债，大拆大建，甚至拆迁新建住宅、新修大桥打造政绩工程。

　　有报道指出，在我国662个城市、两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诸如“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高尔夫球场”等政绩工程，其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负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毁损绿地、良田建高尔夫球场之类的报道不断充斥着我们的眼球。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的招牌下，一些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欠债不还，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甚至危及社会稳定。为了还债，有的地方没有钱用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钱改善民生，完善公共服务，还想方设法在公共服务中偷工减料，甚至乱收费、乱摊派。

　　但是由过度负债支撑起来的政绩工程为某些官员带来了政绩资本，甚至提供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在错误政绩观的主导下，一些官员为了获得立竿见影的政绩效果，只做表面文章，不求工作实效，大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中央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不仅要划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级，而且要把地方政府举债纳入法制轨道。通过法律制度的力量，对地方政府举债比例、限额进行科学界定，并提高法律制度执行力，治理部分地方过度负债。防止地方政府旧债未还又添新债。并树立清偿旧债也是政绩的执政理念。更重要的是，要完善政绩评价机制，前移监管关口，给地方政府盲目举债套上法律“紧箍咒”，让官员不敢随意负债铺摊子、上项目。（叶祝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