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已经过去8年了，全球经济依然低迷，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多重困境，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不升反降。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实际增长率始终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从潜在增长率来分析，上一轮科技革命释放的增长动能已经式微，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仍处在孕育阶段。此外，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去杠杆艰难、老龄化日益严峻、宗教和民粹等社会问题抬头等趋势，都使得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预期下降。同时，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自2002年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从33%增加到61.4%，而发达国家正在逐年下降，失去了经济火车头的带动地位。
第二，多边贸易体系建设面临未立先破。近年来，国际贸易的内容和形式出现了长足的演进，服务业贸易、电子商务以及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变化，都深刻改变着国际贸易的内涵。然而，在贸易体制建设上，2001年启动的WTO多哈回合谈判，经过多年努力，至今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造成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和标准已经跟不上国际贸易形势的发展。与此同时，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有所抬头，英国脱欧让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打击，地区局势紧张、各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导致了多边贸易体系建设停滞。像TPP和TTIP这样以“高标准”名义推进的“小多边主义”贸易谈判，使得全球贸易体系面临分裂化、破碎化的危险。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能力东扬西抑。从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看，新兴经济体集体快速崛起，在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缺少话语权;发达国家经济相对实力下降，但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也顺理成章。在全球金融危机初期，发达国家对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持积极态度，但随着经济相对复苏，改革的态度趋于消极。同样，世界银行也需要加快治理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展迟缓，折射出对全球治理的东西方态度差异可能带来的全球经济改革阻碍。
总之，全球权力正在发生转移，全球经济缺乏新亮点，全球经济治理进入了一种复杂的局面，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才能更好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最近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就“全球治理”开展集体学习，充分表明国家对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视。中国不断提出新理念、新思路，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这些也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首先，中国的反危机举措正被世界所参考。面对经济危机，西方国家的办法通常是增加货币供给，但问题在于实体经济中缺乏相应的货币需求，导致大量货币在银行体系中滞留，并未实质性地恢复本国经济元气。而中国的反危机经验是要刺激实体经济需求，在需求侧、供给侧同时寻找答案。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初步显现出了成效，这是中国在对宏观经济失衡特点的认识逐渐加深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综合措施。
其次，中国的改革动力释放出全球溢出效应。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既“走出去”又“请进来”的过程，也是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走向中国的过程。在从货物出口大国发展为对外投资大国，中国的开放水平正在从沿海扩大到内陆，从货物深入到服务，从交流升级到全球融合。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相关研究报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组织表达了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超出了传统的“一带一路”范围，真正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合作框架。
最后，中国的开放将带来“新全球化”进程。“新全球化”随着中国走向世界、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国”进程而出现。它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参与下，世界经济出现的新趋势。它与旧有全球化不同，不是仅惠及发达国家10亿人口的局部现代化，而是可持续发展的普惠式新型现代化。比如，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新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规则的制定与调整，发挥其重要作用、承担相应责任的新平台，弥补了现有体系的不足，正在改善全球民众的福祉。
中国崛起，是在三十多年的“超短”时间段内，通过自身的改革与对外和平交往发展经济的过程;是中国走向世界，共商、共建、共享，与世界大多数人一同追求福祉提升的过程。与旧有的全球化过程相比较，“新全球化”显得更加和平、共赢、协调，也从初兴时起就更加注重生态文明。
中国是当下全球治理机制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改革者、完善者。中国将继续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加强国际合作，协力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该文摘编自作者在“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上的主旨发言。)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