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国集团杭州峰会即将召开。这是中国首次主办这一世界级峰会。中方希望更深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创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9月2日中国网）
世界经济形势行进在复苏的轨道上，但基础还不稳固，起伏时有发生。20国集团作为引领全球经济走势的关键机制，其成员国在如何确保可持续的复苏方面存在不同认识，迫切需要达成新的共识。
中国接任G20主席国以来，为筹备杭州峰会倾注了大量精力，不仅将其视为2016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更要将中国理念、中国观点、中国方案注入全球经济体系。
一段时间来，中国经济增长承受着下行压力，外界对中国能否继续发挥世界经济增长引擎作用疑虑多多，更有人在唱衰中国经济。这是本届杭州峰会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背景。
中国力求通过稳增长、促改革，特别是坚定的供给侧改革，为自身经济和世界经济注入新希望。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正努力把经济下行带来的挑战转化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和动力。中国的努力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经济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作为本次G20峰会的主办国，必须向世界展现令人信服的政策协调力和思维创新力，而杭州峰会能否取得成功，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值是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确保峰会的成功，20国集团成员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国等国将会一方面推进供给侧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实施规模、纪律、刺激力兼备的财政政策，并且尽可能地顾及在去除过剩产能过程中对周边国家和国际市场可能造成的影响。而美国这样“有空间的国家”在调整货币政策、采取刺激措施时必须顾及其溢出效应。
在当下这样一个复杂的发展和安全环境下，任何国家以破坏世界经济稳定和其他国家的复苏为代价促进自身增长都是自私自利、不合时宜的，也最终会伤害自己的发展利益。
对于利益并不完全趋同的世界主要经济体来说，财政、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方面的措施多管齐下，推进基于共识的各自努力才可以保证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
改革将是杭州峰会的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改革”与“增长”这两个概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结合在一起。世界经济的未来最终取决于它将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体系框架。
围绕国际金融架构的议题，杭州峰会需要提出新的改革举措，以增加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包容性和韧性。中国主张赋予现行体系三个“平等”，即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希望20国集团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近年已在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实际举措，为改革、完善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提供新型公共产品。中国的目的不是另起炉灶、另搞一套，而是要成为国际金融框架的重要贡献者。
继倡导了“亚太自由贸易区”理念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京非正式会晤之后，杭州峰会将成为检验中国在新时期更深参与全球治理诚意、更好引领国际秩序变革能力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本次杭州峰会的成功指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个经济大国之间预先进行的协商，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工作层达成的成果清单和2016年6月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经济团队达成的成果清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认识到，国际金融框架正不断演进，以应对在规模、范围和多样性方面都在发生变化的挑战，并将包括将高标准和良好治理作为其核心原则的新机构。双方承诺支持这一国际框架，并欢迎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确保国际经济体系具有包容性、韧性且不断得到完善，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美方欢迎中方在国际金融框架和拓展的双边合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应对全球经济挑战。
在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更是进一步就汇率政策、就业最大化和价格稳定、经济结构改革、化解过剩产能、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G20监测和分析资本流动等达成一系列具体成果。
可以说，中美协调是G20乃至更广范围内国际金融和全球治理合作取得进展的关键，有了中美合作未必能够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没有中美合作世界上的问题什么都解决不了。
同时有理由相信，与俄罗斯、巴西、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与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协调同等重要。
在杭州G20峰会期间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以及应主办国之邀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及哈萨克斯坦、埃及两个发展中大国的参会，将会在宏观理念和具体倡议方面增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平衡性和代表性。
抓住“开放”、“包容”、“平等”、“协作”这几个关键点，中国的全球治理主张有望得人心、见功效，在不引发大国恶性竞争的前提下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地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不合理现状。
本次G20峰会的政治安全背景也很重要。去年以来，大国关系当中的紧张因素继续增多，国际安全形势更加呈现碎片化的趋势。脱离了总体稳定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环境，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将是无本之木，欧洲经济在美俄尖锐战略矛盾和各种传统、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夹击下更难脱困便是例证，东亚亟待管控的地缘政治危机和海上争端也非常具有牵动性。
杭州峰会将为一系列重要的双边访问和会晤活动提供场合。这种双边活动已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顺访中国开始。中加关系在艰难跨越了因人权、司法问题分歧而造成的停滞之后，近年发展迅速，双方在能源、农业、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很大，加方也在积极考虑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拿大作为西方七国集团成果，如果能够放下在人权等问题上的傲慢，中加关系将从浅滩激流进入广阔航道。
在一系列双边活动中，中俄元首会晤、中美元首会晤最引人注目，它们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上达成什么样的谅解，形成什么样的大国平衡，倡导什么样的新型国际关系，分量不比G20多边议程轻。
在欧亚、东亚地缘政治竞争回潮的氛围中，中俄、中美关系正在经历微妙的再平衡，三大国之间进行着谨慎、精细的互动。从一段时间以来的三角关系态势可以看出，并没有哪一方希望自己跳入或被三方当中的某一方拉入大国激烈对抗的陷阱。
与此同时，美国拉拢亚太盟友伙伴对中国加强战略遏制的策略将在属于中国的“主场外交”当中受到“迎击”。在美国的盟友伙伴当中，即便那几个最坚定的也不得不承认经济上、市场上离不开中国、安全命运也越来越受中国直接影响的现实，需要与中国加强沟通。
如果中韩、中日首脑会晤以及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晤得以在杭州举行，并且释放积极和建设性的信号，对一段时间来因朝核、“萨德”、南海、东海等问题而阴云密布的东亚安全形势来说将不失为一种安慰。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杭州峰会为人们检视中美关系提供了重要窗口。奥巴马总统借来华参会之机，对中国进行他八年任期内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他们两人分别作为两国国家元首的第八次会晤。
中美关系正处在又一个新旧交替的关键期。奥巴马政府已近执政尾声，2016美国大选将在希拉里 克林顿和唐纳德 特朗普之间作“非传统的”对决，2017年以后的中美关系面临实现平稳过渡、应对美国对华强硬主张抬头、穿越南海问题带来的竞争等艰难挑战，能否保持目前难得的总体稳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奥巴马政府制定并开始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将在未来体现较强的延续性，特别是在军事安全方面。当前和今后主导美国亚太政策思维的一个基本认识是：美国领导的秩序能否保持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如何处理亚洲日趋紧张的安全竞争和中国的历史性崛起。
未来中美互动的本质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相互调适，这一特点在即将进行的中美元首杭州会晤中将有较鲜明的体现，而它能否为下一届美国政府所理性继承，在相当程度上也要看本次元首会晤达成的共识和成果。
对中国来说，影响现存国际体系发展方向的首要问题之一始终是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美国不打算让度更不会放弃对现行秩序和体系的主导权，中国则不打算也缺乏能力在现行秩序和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从经济到安全，中美应当努力实现彼此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再平衡。
加强由东盟主导、中国参与其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与由美国主导、中国未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相互沟通，很有必要，总的目标应是确保不同贸易集团在未来的全球化体系中包容竞争而不是相互隔绝、排斥，并为时机和条件皆成熟时的相互融入预置通道。
中美都在推进自己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有各自和重叠的双边和多边自贸伙伴，要能发挥它们的桥梁作用，运用第三方贸易原则，为实现更高水平的中美经济合作创造、积累条件。
需要开辟新的对话渠道，比较紧迫的是国际法治对话。近年的中美之争往往表现为“国际法治话语权”之争，内涵则具有秩序之争的意味，该到底如何看待已存在的国际秩序、如何补充和发展它，开展这方面的对话，两国可以更好地规避误判风险，并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健康信号。
相互正确判断战略意图至关重要，两国军方负有特殊责任，要避免流于隔空喊话，应能通过军事战略的对话、军事文化的交流、低敏感度领域的合作和专业化的规则完善，以及多边军事场合中的交往，支撑一个视角全面、层次丰富的军事关系，对利益底限和合作潜力了然于胸，知己知彼，行为范式稳妥可期。
南海地区将是中美确立新型军事关系的首要实践场，中美两军将长期在此混和存在，谁也做不到排斥谁的利益，谁也不可能单独控制这片海。为什么不能以当前局势为一个起点，坦率沟通，务实交流，超越地缘战略竞争思维，用一段时间将彼此在南海利益关系的重点从紧张对峙逐步转化为从军事安全与秩序角度作出新的安排？
美国兰德公司长期进行中美一旦开战的前景分析预测研究，这项研究的最新成品《与中国开战：想不敢想之事》（War with China—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报告7月29日发表后引起双方舆论关注。今次报告的结论是，美中一旦爆发战争，后果非常严重，两国应将避免战争爆发作为政策的重点。
中国相关智库似可跳出从“渲染威胁”、“战争恫吓”角度下意识解读美国智库“沙盘推演”的思维定式，也开展这方面的单独或联合研究，以此一方面助力中国国内军事协调与危机管理机制的发展以及公民国防教育，一方面用“纸上谈兵”释放中美现实冲突风险带来的压力。
终归是一个美国如何审视21世纪的中国的问题。这个中国，可以成为美国的全球合作伙伴，也可能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敌手，两国关系的最终状态取决于中美互动，美国的选择更为重要。未来的中美关系，应由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上的合作来塑造，而非由战略分歧来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