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读经热进入高潮，全国近百家读经学堂雨后春笋般建立，大批少年离开体制教育，进入读经学堂求学。如今，最早的一批读经孩子已经成人，媒体调查发现，这场体制外“教育”实验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而这些经历读经教育的孩子有的甚至识字都成了问题，遑论其他学习能力。（8月29日《新京报》）
读经，普遍被理解为是传统教育的主要方式，在现代学校体制显现出其问题与弊病之后，读经教育被一些人视为能有效医治现代学校教育弊病的良药。而且，不少人认为，传统社会中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是由读经教育培养出来的；而近现代许多各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也都经历过儿时读经这一阶段，而正是这一阶段的学习为他们奠定了学问与才智的基础。所以，读经教育能培养出大思想家、大师。
一方面是对现代学校教育体制的失望，一方面是对大思想家、大企业家、大政治家的热望，二者共同促成了“读经热”，共同驱使许多家长毅然将孩子送入读经学堂，退出学校教育体制。
现代学校教育体制纵然有许多问题与弊端，但它依然是最契合现代社会环境的教育模式，依然是最能适应现代人才培养的教育方式，它所提供的知识的专业性、系统性，它所提供的学习能力教育、协同能力教育、适应能力教育是现代学校教育之外的其他教育方式所无法提供的，也是读经教育所无法提供的。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综合考察所谓的读经教育，窃以为，读经教育根本上是一种反智教育。
这一点不难理解。所谓智，广义上来讲是人类的文明，狭义上来讲是知识体系。这里的知识体系，不仅意指纯粹的知识，而且意指体现于知识体系中的理性方式，包括运用理性学习的能力、理解的能力、接受的能力、思考的能力、辨别的能力等各种能力。所以，对于智慧以及理性而言，知识的广泛获取与对知识的理解二者缺一不可。但读经教育恰恰相反，考察读经教育，我们不难发现，读经教育在几个方面都违背了理性的要求。一方面，它严格限定阅读的内容，读经学堂往往将阅读的内容限定在几本低级的所谓国学读本或者宗教学读本之中，无非是《三字经》《弟子规》等等。另一方面，严格限定理解与思考方向，比如被誉为读经界最高学府的文礼书院，就将牟宗三作为终极的理解对象，这就意味着在思考中，以牟宗三之是非为是非。再者，它严格限定学习的方式，限制学习者对知识的深刻理解，一味要求学生记诵而不令其理解其中的含义，甚至将理解文义视为学习的障碍。试问，这样的教育方式不是反智那又是什么？
读经教育者想必认同《道德经》中的一句话，“少则得，多则惑”，在他们看来，知识越多越困惑，越无所适从，广博的知识以及深刻的理解只会使人“增长所知障”，这种看似高深的见解只是反智论有些玄乎的表述而已。
传统的教育方式固然也培养出了一些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但这绝不是依赖狭隘与不求甚解的学习方式所能实现的。相反，大师级人物无一不是博学之人，无一不是对世界、社会有深刻体味之人。即便是读经教育者言必称的儒家，也强调以“格物致知”为教育的基础，也强调对世界的接触与对知识的理解。狭隘与不求甚解的读经只能培养出“腐儒”“陋儒”，而读经教育恰恰是截取了传统教育方式中糟粕的成分奉为圭臬。
就此而言，读经教育是披着传统外衣的反智教育。
文/岳乾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