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收钱，就便宜了药贩子。”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原检验科主任范泽旭在医疗器械经销商供货之际，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利用职务之便，单独或伙同他人多次收受医疗器械经销商637万元，个人分获546万元，为经销商在向医院供应试剂和检验耗材过程中提供帮助，他另有900余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经唐河县检察院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近日被法院判刑十四年。（8月25日《检察日报》）
面对质疑，范泽旭竟然大言不惭辩称“我不收钱，就便宜了药贩子。”好像他多无辜似的。其实，这样的辩解根本经不起推敲。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如果你怕便宜了药贩子，完全可以把医疗产品的价格谈低一点，给医院降低成本，给患者减负。范泽旭作为手握采购大权的检验科主任如此美化自己吃回扣的犯罪行为，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这样的医疗蛀虫受到法律的制裁，自是罪有应得。
在现实社会生态中，不仅大医院检验科主任不愿“便宜药贩子”，医生吃回扣、拿提成几乎成了医疗卫生行业的通病。在第二届中美健康峰会上，曾有消息说：“54%的医生表示曾有过接受药品回扣的行为，还有39%的人曾接受医药公司的会议资助。”据称，这一数据来自一项名为“透视医生调查”的研究。这一点，从多于牛毛的媒体报道中也可以得到佐证。问题是，如此之多的医生深谙回扣之道，看病贵的问题如何消解？
54%的医生接受药品回扣，数据的准确性或许值得商榷，但是医生吃回扣、拿提成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医院检验科主任受贿546万的沉重数据就摆在我们面前。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世界医药巨头法国赛诺菲公司相继卷入行贿门，就是佐证。反回扣医生杨国梁惨遭逆淘汰，更很能说明问题。据《法制日报》报道：山东滕州市中医院“反回扣医生”杨国梁拒收回扣，并举报医院回扣成风。他不断未讨回公道，还遭到同事的孤立，当地卫计委的文件称杨国梁“疑有人格障碍倾向”。作为监管部门的卫计部门如此捍卫回扣潜规则，“反回扣医生”成了唐吉诃德式的悲情英雄，医疗行业沉疴累累，回扣歪风深入医疗行业的骨髓，令人十分忧虑。
医疗产品从药厂到患者手中，要经过药商、医药代表、招标人员、医院领导、科室主任、处方医生等蛀虫层层侵蚀。药价岂能不高？如果这些吃回扣的医药蛀虫不得到惩治，医改政策的惠民灵魂恐怕会被掏空。范泽旭被判刑了，但是，个案判决只能解决个案问题。检验科主任判刑不可能把多收的检验费、医疗费退还给患者个体。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医疗语境中，无论是堂吉诃德式的医生，还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指望他们打破回扣潜规则并不现实。上级部门与纪检、公安机关动真格查处医药回扣，依法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净化医疗行业环境，并把医药回扣由曝光查处推向制度防范的前台，才是回扣问题的解决之道。
曾有50多家药企老板联名指出，高药价的根子在医院以药养医，建议改革体制弊端。医院以药养医，体制不畅是事实，但是从大批医生收受回扣的残酷现实来看，药价虚高显然不仅是以药养医的责任。医药回扣已成了潜规则，药厂、药商、招标人员、医生之间已经结成了顽固的利益同盟。在利益同盟的作用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便查处几个被曝光的吃回扣蛀虫，也是隔墙扔砖头，难以掀翻回扣潜规则。
尽管中央加大了治理商业贿赂的力度，但是只要药价虚高的土壤仍然存在，利益集团就不会主动放弃利益。医药回扣问题一再曝光，说明治理医疗商业贿赂的措施不够硬，还需强化问责与执法，通过问责与执法的力量，提高商业贿赂的违法成本，让违法者得不偿失。
从长远来看，治理商业贿赂，只是马后炮式的追究措施，治理高药价的关口应该前移，打防并举，从源头上堵住高药价漏洞。国家在加大医疗投入的同时，要完善配套措施，在理顺药品定价体制，减少药品流通环节，加强监管方面下工夫，避免医药蛀虫吞噬百姓利益。只有有关部门下刮骨疗毒的决心，才有望铲除回扣成风的医疗土壤。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