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依然处在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的“三低一高”格局中。全球复苏脆弱，经济增长艰难，且有进一步下行预期，可能陷入危险的“大衰退—低增长—低利率—低物价—低回报—低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低增长—低收入—低消费”自我低增长循环陷阱。这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在缺陷
■发达国家之所以强大，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科技实力、人才实力、军事和国防实力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往往会参与、主导和影响全球治理体系。大家熟知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和治理机构，背后其实都是美英日这些发达国家在起着支配作用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都曾经在全球经济共同治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这些机构和治理机制目前存在的一大缺陷，就是没有体现新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应有地位。中国就是要努力发挥新治理机制的协调和推动作用，弥补现有机制的缺陷和不足，促进全球经济治理和发展
思想者小传
权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上海领军人才”、上海市“曙光学者”等。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民进中央特邀研究员、上海市委讲师团成员、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出版《收入分配与收入流动：中国经验和理论》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重点课题等多项。
今年9月，G20峰会将在中国杭州举办。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机制和平台之一，中国政府把G20杭州峰会的主题确定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中国希望从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4个重点领域入手，加强全球经济协调，形成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目标。
最近两年，国际上有两个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一是中国经济增长与世界经济复苏的关系。问题的焦点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究竟谁拖累了谁？这个问题的背后隐含的一点是，中国经济无法逾越“中等收入陷阱”。二是有人认为，中国这些年似乎逐步放弃“韬光养晦”策略，并有意改变现行国际体系，与发达国家在“争夺”国际规则的制定权、话语权等。这个问题的背后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甚至战争。
其实，这两个问题都和“治理”有关。前一个主要涉及国内经济治理。这一点，相信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让我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一个则涉及十分复杂的全球经济治理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设计并提出有效的方案。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
面临五大结构性悖论
说起全球经济治理问题，有一种看法是：中国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国内经济治理都忙不过来，为什么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还明确提出“要争取制度性话语权”？显然，这是把问题看简单了。
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使得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世界经济发展向好，会增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世界经济发展低迷，对中国经济带动作用则会减弱。反过来亦如是。
在我看来，目前世界经济出现了以下五大结构性悖论：
一是货币量宽刺激与全球增长放缓的悖论，表明全球性货币政策集体行动的失败。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持续的货币量宽政策并没有真正刺激经济增长，反而导致增长放缓。这不符合全球范围内长期实行的凯恩斯主义逆周期宏观政策管理思路，一定意义上也宣布了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全球经济调节中的失效。
二是全球高债务积累与低消费需求悖论。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范围内经济体包含发达国家老债务、新兴市场国家新债务等不断高企，但全球消费需求依然低迷，贸易增长连续5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长。这不符合“贸易是增长的引擎”的世界经济传统逻辑。
三是智能化制造与充分就业的悖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就业问题凸显，而强调智能制造和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创新在客观上造成这一问题更为突出。
四是经济增长放慢与收入分配恶化并存的悖论。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全球经济高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分配恶化问题更为严重。一方面经济下行和低迷，另一方面全球性分配差距迅速扩大，进一步抑制了消费增长。
五是虚拟经济“热”与实体经济“冷”的悖论。一方面，全球实体经济投资意愿不足，投资预期回报下降；另一方面，扩张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资本过剩，虚拟经济出现与实体经济背离迹象。
正是由于这一系列悖论，世界经济依然处在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的“三低一高”格局中。全球复苏脆弱，经济增长艰难，且有进一步下行预期，可能陷入危险的“大衰退—低增长—低利率—低物价—低回报—低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低增长—低收入—低消费”自我低增长循环陷阱。
世界经济的这些悖论及低增长循环陷阱，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和机制的内在缺陷。一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手段与治理的议题出现偏差。危机后的治理，重在货币刺激和复苏增长，而没有把治理目标放在如何消除和解决结构性过剩这一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上。二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在结构存在缺陷，并未真正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因素、作用、权利和诉求考虑进来，特别是忽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导致世界经济复苏更加分化和失衡。三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无法应对和解决许多新的共性问题，如全球性不平等与减贫、技术与网络空间问题、资本流动性监管、货币政策协调等。
因此，如何摆脱世界经济的悖论，如何走出目前的低增长循环的陷阱，亟待改革、创新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通过强化全球经济治理，实施集体行动，推动全球性结构改革，抵御和克服世界经济长期衰退的风险。
“中国方案”是完善补充
而非替代甚至对抗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和创新正站在十字路口。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这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和依据：
一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决定了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必须要有“中国方案”。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DP总量居世界第二，比处于世界第三、四位的日本、德国要多1倍以上；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出口贸易国、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2014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家； 中国还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以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些均表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和共生发展，也就决定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里中国不能缺席。
二是中国倡导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决定了“中国方案”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所欢迎的。伴随经济发展，中国向世界清晰地传达了一个声音和理念——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践行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这决定了“中国方案”不可能复制一些发达国家的模式，出现“殖民扩张、武力争夺”，而是一种友好与合作的方案。在这样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指导下，“中国方案”可以为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带来积极因素和正能量。
三是“中国方案”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务实行动的方案，而不是那种无休止的谈判、不尊重规律和差异化的方案。“中国方案”坚持独立自主和实事求是，尊重发展中的差异化，相比那些简单而又漫长的规则谈判、制定过程而言，更加强调问题导向、务实和有效。例如，为加快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成立亚投行、丝路基金等。这些旨在推动全球投资、贸易、金融合作发展的倡议，已经变成具体的工作方案和行动。
四是“中国方案”本质上是对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补充，而非替代甚至对抗。客观而论，现行许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机制，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自由化与区域合作机制等，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这些机制性缺陷和不足，导致了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面对全球性发展议题，往往缺乏足够的调节作用和有效性。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提出的“中国方案”，目的不是要替代这些现有体制机制，而是针对现有的国际货币监管机制缺陷、宏观政策协调机制缺陷、全球性经济治理议题等提出旨在解决问题的措施。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国方案”会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创新、改革和发展带来活力和效率。
争取全球制度性话语权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需要“中国方案”。反过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也是中国实现经济强国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内外双赢的发展路径。
回望历史，发达国家之所以强大，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科技实力、人才实力、军事和国防实力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往往会参与、主导和影响全球治理体系，凭借国内经济规模大等优势，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立、规则制定等全球性事务中发挥强大的影响力。
英国、美国、日本之所以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重要的标志就是通过参与国际金融、拓展国际贸易、加快国际投资，先后在国际治理体系构建、全球治理机制完善、全球制度性话语权、全球性议题和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大家熟知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和治理机构，背后其实都是这些发达国家在起着支配作用。因此，如何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和路径。
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从国内发展阶段来看，虽然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但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虽然已经确立制造业大国地位，但制造业发展总体上还处在全球产业链中低端；虽然是一个进出口贸易大国，但贸易增加值较低，仍然位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 虽然经济增速保持中高速增长，但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有待提升，发展的环境代价和成本较高，经济增长还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尚未实质性走向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
从国际环境来看，我们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还缺乏应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作为贸易和投资大国，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还不够高。面对全球经济、投资和贸易规则重构，中国尚未发挥作为经济大国尤其是贸易大国应有的积极作用。同时，在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中，中国尚未真正体现经济大国应该具有的影响作用。
今后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对内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对外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争取全球制度性话语权，提升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由原来的跟随者接受者向规则参与者制定者转变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应当围绕世界经济更强劲复苏和发展，发挥大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应有的协调和平衡作用，提升中国在新一轮规则重构中的参与权、话语权、影响力。
首先，积极推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协调机构的完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都曾经在发挥全球经济共同治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这些机构和治理机制目前存在的一大缺陷，就是没有体现新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应有地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成立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就是要努力发挥新治理机制对全球经济的协调和推动作用，弥补现有机制的缺陷和不足，促进全球经济治理和发展。
其次，努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提高中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失衡充分暴露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也充分暴露了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监管机制的漏洞。现行的结构单一的国际货币体系，亟待从全球治理体系视角进行改革和完善。全球化进程中，金融有效监管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为此，中国通过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提升发展中大国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中应有的经济地位，借此实现金融有效监管的国际合作，为世界经济新调整、再平衡贡献中国金融发展的智慧和方案。
再次，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性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在提高中国对外投资和贸易发展的便利性、透明度的同时，为后危机时代全球规则重构贡献“中国方案”。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传统的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改革和重构，面对高标准、严要求的投资贸易规则的发展方向，中国必须在积极应对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新的区域性贸易规则如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制定，从原来的跟随者、接受者向新一轮规则的参与者、制定者转变。这既有助于加快国内体制机制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同时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性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最后，要积极推动并实施好“一带一路”建设，以投资项目合作、产业园区建设等对外投资合作发展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助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的信心和决心。目前，中国除了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之外，要落实好“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全球产能合作与共同发展，提高对外投资能力和水平，实现投资强国的目标和地位。同时，以加快区域一体化发展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新障碍，为世界经济走向更加强劲的复苏和增长贡献中国力量。
当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不会一帆风顺，在这个过程中会存在不确定性甚至风险。为此，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是处理好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确保两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能够紧密合作与共赢；二是处理好中国参与规则制定与国际规则、国际体系改变的关系；三是处理好中国的角色、作用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关系；四是处理好中国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合作共赢关系；五是处理好中国自身改革开放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关系问题，使二者形成积极互动的发展关系，从而在发挥“中国方案”的积极作用之时，有力地助推中国自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