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逃离北上广”“累，好想逃”常常刷屏社交网络，甚至见诸报端。逃离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时尚。这种逃离，既指空间的远离，如离开大城市或原有工作单位;也指心理的逃避，如摆脱当下窘迫处境或糟糕心态。别以为这只是顺嘴说说、轻松幽默的媒体新时尚，这恐怕也是当下某种新的社会困境的表征。
一方面，一些人之所以想逃离，是因为当下在物理空间有处可“逃”，有条件能“逃”。开放的市场，人口流动政策，较多的就业机会等，都使人们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被牢牢捆绑在单位体制内或农村。改变工作岗位或人生轨迹，也不限于被动地等待组织需要。“逃”恰恰说明人们拥有选择人生的主动权。特别是近年来，高铁、航空、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为人们的“逃”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方便。同时，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多样化选择，都可能成为“好想逃”的思想来源。
另一方面，具体到每个人面临的困境，“好想逃”这种呐喊和宣泄的实际内涵，却是人们无处可逃。越来越突出的大城市病，住房、上学、医疗等经济压力，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环境压力，劳动力过剩、竞争加剧、上升空间缩小等发展压力，使生存环境日益艰难。特别是行业、集团利益固化，普通社会成员上升渠道窄化现象严重。举一个例子，上大学作为我国选拔人才、改变命运的主渠道作用，正在遭受空前挑战，其带来的正能量正在被各种负能量抵消，“毕业即失业”严重威胁着大学生的择业流动。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空间还是心理上，逃离的路径和选择并不多。
令人揪心之处在于，“好想逃”一代，恰恰是年轻的80后、90后。这个现象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除了上述社会层面的原因，80后、90后一代自身精神上随大流，轻易认同于这种临阵先逃的观念，抑或计较于一时得失，无长远打算，这些也未尝不是激发年轻人想要逃离的原因。当下他们正处于人生放飞梦想、事业打拼的黄金时代，此刻本应迎难而上、奋勇拼搏。但是，许多年轻人却被回避困难、逃避现实的“逃”意识所笼罩。
作为自主选择的个体的“逃”无可非议，作为一代人的意识形态，“逃”表明了某种历史无奈和可悲。尽管作为一种心理宣泄，有它的心理解压功效，但也不能忽视它对年轻一代的传染性和麻醉性。
“逃”哲学无益于改造世界。人们都选择“逃”，于民族的发展不利。“逃”并不是一种值得鼓励的时尚，而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社会心态。年轻人是社会发展的新锐力量，五四时期如此，延安时期如此，改革开放初期也如此。今天，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更多迎难而上的积极参与，需要勇敢而坦然的承担。这就需要一个更加开放公平的社会参与渠道。只有全社会营造了创业拼搏的良好环境和条件，年轻人的“好想逃”才会变成“好想留”，社会承担才会真正成为年轻一代的选择。(作者是《北京文学》副主编)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