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的政治经济学不仅不会过时,而且完全能科学解释和逐步解决当代中外重大经济难题。
社会上时常有人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了,况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又实行市场经济和发展非公经济,这个学说还没有过时吗?这个问题提得好,是需要普遍认清的疑题之一。
首先,尽管当代资本主义有一些重要变化,但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政治经济学主要原理便不会过时。例如,2008年以来的西方金融危机是从次贷危机开始爆发的,又具有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的新特点。新自由主义认为,这是华尔街金融机构“操作不当”和信心不足的结果;新凯恩斯主义认为,这是政府放松管制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则深刻地指出,近200年来西方周期性地频繁发生各种经济危机的特点不尽相同,但其根源则依然是经济的不断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和具体矛盾决定的。
四大具体矛盾包括:从微观主体分析,私有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取得个人巨额收入而追求利润极大化,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以及“次贷”方式,从而酿成各种危机;从经济结构分析,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容易造成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衡,从而酿成各种危机;从经济调节分析,私有制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本主义国家又为私有制经济服务,导致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从而酿成各种危机;从分配消费分析,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容易造成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群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其次,尽管我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仍然是社会主义类型和性质的,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规律的。为何我国宪法要规定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为何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何要强调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为何要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为这些制度原则和发展思想,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所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所客观需要的。
与时俱进的政治经济学不仅不会过时,而且完全能科学解释和逐步解决当代中外重大经济难题。以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分化为例,法国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皮凯蒂教授发表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用西方多国的长期数据分析,得出资本主义贫富分化和对立具有相当的“世袭性”,但这一正确结论的解释和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不到位的,因为没有追根到资本主义私有制。而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分配制度及其结果主要取决于产权制度和在企业内部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譬如,一家私有制宾馆雇佣百名职工,作为投资者的总裁凭借私有产权,必定既拿工资,又拿利润,这与职工在总收入上就形成了贫富鸿沟,而企业多交一点税收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措施,则无法根本缩小这一产权和分配上的巨大差距。所以,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根本解决举措,在于整个社会必须建立和巩固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制度。这也可以说明,与我国国情差不多的印度之所以贫富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原因正在于占主体地位的是私有制。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