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日前，《人民日报》发表的《三无单位，何以受宠》一文引起各方热议，因为无级别、无经费、无编制的“三无”科研单位，却受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广泛欢迎。
其实这并非新闻，前段时间，无论是没有留洋背景、博士学位和院士头衔的“三无”科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奖，还是“三无”副教授韩春雨团队发明新的基因编辑技术，都使得人们进一步反思我们的科研与创新之路究竟如何开拓。
众所周知，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提出了一个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耐人寻味的谜题，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对此，不同的人士也给出千差万别的解释，但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缺乏自下而上的创新动力、重工匠技术应用而轻理论探讨，或许都是动因之一。
在我国，科技创新、自主创新的战略已提出多年，但无论在纯理论领域还是应用领域，其实取得的进展都不容乐观。前者作为需要大量资源投入的“冷板凳”领域，显然与领先国家相差甚远。后者虽然近年来许多人认为已经在许多方面做到“弯道超车”，但现实却与理想仍有差距，如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2015年衡量信息社会发展的报告，陈述了2015年度全球ICT发展指数的排名，其中中国位居第82位，显然还处于相对落后地位，与大国经济体的规模远未相称。
由此来看，在新世纪的全球竞争中，实际上从科技角度来看，我国仍然是一名“虚弱的巨人”，而如何真正破解“李约瑟难题”，已成为影响国家崛起的核心因素。对此，或许有几方面的要点值得思考。一则，“自上而下”的创新驱动和资源支持，也许应当更加集中于科学理论领域，避免“撒胡椒面”式的资源分配。同时，也给予“体制外”的科研创新以足够的容忍和发展空间。例如，中国、美国科学院“双料”院士王晓东创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同属于“三无单位”，但经历10几年探索，其科研人员已在《科学》《自然》《细胞》等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30余篇，质量为行业翘楚。
二则，技术应用创新更多依靠市场力量，国家资源只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且给予民间创新、草根创新以足够的支持和鼓励。只有真正激发“自下而上”的创新活力和积极性，才能为国家创新力提升奠定基础。
三则，体制内的科研和技术单位，也要借鉴“三无单位”的合理经验，真正摆脱科研管理中的行政化、官僚化、功利化，使得科研人员从琐碎事务与不合理的“紧箍咒”中摆脱出来，根据学科性质和科研领域的不同，在合理的“目标责任制”约束下，在应有的激励机制引导下，发挥出应有的创新动力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