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辈群体之间的日常交互性和与教师之间的身份界限，迫使乖学生为了防止自己在同辈群体中“被排斥”，假意通过不严重的违规，与官方权威展开抗争，进而获取同辈群体内部的认同感。来自官方的“处分”和“警告”，本想作为直接惩戒的柔性艺术，通过在同辈群体内部制造被围观的特殊身份标签，以同辈群体的集体鄙视和个体孤独来实现官方教育的惩戒目标。但是，却往往忽视了现实中在孩子们中间流行的“反学校文化”，使贴标签的目的走向了反面。（5月16日《中国青年报》）
让违纪学生之间开展“自我教育”，采取交叉惩戒的方法来“长记性”，以防止被学生贴上体罚的标签，老师们也是蛮拼的，然而这样做的效果寥寥，学生们的假意配合消解了“惩戒”的作用，官方的“处分”和“警告”反倒被赋予了另外一种“英雄主义”的文化内涵，“没有个处分、警告啥的，都不好意思在兄弟帮混”，被老师们寄予厚望的“惩戒”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倒成为“英雄主义的标签”，学生们竞相效仿与学习！
表面上看，学生们中间流行的“反学校文化”是“惩戒”失效的重要原因，他们以受到“处分”“警告”为荣，并以此作为加入兄弟帮的“投名状”，不是证明自己有多么的优秀，而是证明自己有“前科”，这样的风气，这样的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强大的力量，影响和改变着周遭的学生，因此单靠学生或老师个人是很难与之抗衡的，也是很难改变的。
实际上，这“惩戒”失效的根本原因来自教育的投入不够，人们无法从教育中获取改变生活的希望与力量，灰暗的人生预期让农村寄宿学校的学生看不到改变人生的任何希望，现实仿佛“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于是“反学校文化”才得以流行。
从上学的预期来看，知识改变命运是人们的普遍共识，然而理想很高远，现实很残酷，无论多么“乖”的学生，付出怎样的努力，“学校反正也没几个能考上高中和大学的，大部分都要出来在社会上混吃喝”。在这样的背景下，活生生的可兹证明的例子是缺乏的，人们看到更多的是，上学受教育只是在完成一项任务，一项国家和社会强制要求的任务。
从家庭的预期来看，父辈过着艰苦的打工生活，按理说，追求更高的教育应当是家庭的愿景。然而赚钱养家糊口与教育孩子实在是难以兼得，更多的家庭采取的是“破罐子破摔”的态度，把“混社会”当作孩子的人生预期，从而深刻影响到了孩子的态度。既然无法改变命运，既然无力改变现实，不如直接“混社会”，不如参加兄弟帮、霸王团等灰色次文化共同体，抱团取暖。
从学校的现实来看，由于教育经费投入有限等原因，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够享受住宿这一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能否享受住宿的权利成了农村家庭之间社会资本的比拼，有关系、有门路才可能享受住宿，从而在间接意义上让父母拥有更多时间打工赚钱，“能否寄宿乡校日益演变成为一项略带福利和奖励色彩的资格竞赛”。从住宿所需要的管理来看，由于管理资源投入不足，只能采取让学生“自我教育”的方式，从而让教育好每一个学生成为一句空话。
希望犹如一缕缕阳光，让人们充满前行的动力。然而，在贫困的代际传递面前，在各种灰色共同体文化的面前，教育与惩戒所给的特殊身份标签不过只是让他们更加沉沦的理由。灰暗的人生预期，终究使孩子们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发生了错位，对此，还有谁能够坦然面对？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