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经济增长仍要用好货币政策

　　央行日前公布的《201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披露，4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144.5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高2.7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41.35万亿元，同比增长22.9%，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高0.8个和19.2个百分点。另外，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5556亿元，同比减少1523亿元。

　　在此之前，央行于上个月公布的《2016年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4.61万亿元，同比多增9301万亿元。在短短的一个季度里新增贷款4.61万亿元，这在我国商业银行放贷纪录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而从4月份新增贷款仅为5556亿元来看，放贷规模已经有所收紧。信贷规模的这种增减与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出现的情况有很直接的关系，也表明央行对于货币政策的执行在不断地预调微调，使政策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做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的总需求管理的目标之下，正在积极营造合适的货币金融环境，以促进经济的平稳增长。

　　最近两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逐步深入，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开始转变为中高速增长，以GDP增速而论，近两年全国平均增速逐年递减，2015年的GDP增速已经降至6.9%，个别省份甚至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经济增速下行所产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一些抗击打能力比较差的中小微企业会由于市场萎缩而难以维持，从而导致提高社会失业率。这种特点决定了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循序渐进，不能让个别地方发生的断崖式下跌发展为全局性问题。而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用足用好用活货币政策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推进过程中，对于可能出现的经济增速减退的问题，中央是有充分的“后手”准备的，一方面适当加大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此来对经济进行刺激，另一方面则在保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针对个别部门实施货币宽松，保证经济运行的整个链条能够正常运转。但是，这种“后手”措施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降税减费，以减轻企业负担，即使是增加的一些投资项目，也集中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全面开花”，造成诸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就货币政策而言，则很少采取“大水漫灌”式的宽松，而是通过定向降准等措施向资金紧缺的中小微企业等输送金融支持，保证基础经济运行的正常。这些措施应该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长仍保持了6.7%的增长速度，为完成国务院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布的2016年经济增长指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当然，由于今年一季度的人民币信贷新增规模达到4.61万亿元，这一规模创下了近年来这一指标的新高，因此在市场上也产生了一定的争议，认为央行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正在重走以往加大货币投放刺激经济的老路，它的一个后果便是导致物价涨势再度抬头，一线城市的房价更是出现了暴涨。但是，一季度的信贷猛增其实也印证了经济运行正在出现良好势头，企业由于市场的复苏而对增加了对资金的需求，这自然也会反映到经济数据的统计上来。今年一季度开始的这种良好势头已经延续到了第二季度。5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4月份的一些经济数据，消费品零售继续一季度趋势仍保持了平稳增长，这表明经过前两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向预期的方向调整，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因此，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表现出的良好趋势，更重要的是最近两年的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正在显现积极效果，并不完全是由货币放宽提供的刺激所带来的。

　　今年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确定了到2020年底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其标志是国民经济总收入和居民人均收入都要在2010年基础上实现翻番。这个目标决定了在整个“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一定要保持在合理水平，不能出现跌破底线的大幅度下滑。因此，国家在今后数年内将继续保持适当的投资扩张和通过货币政策灵活的预调微调，加大金融对经济的支持。日前，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联合发文，公布了《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在2016-2018年的三年内，我国将重点推进铁路、公路、水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303项，涉及项目总投资约4.7万亿元。很显然，这个行动计划的推进将为我国未来三年的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刺激。在这同时，我国的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稳健的总基调，并且将伴有灵活适度，适时预调微调的特点。所谓灵活适度，就是根据经济运行的不同表现，该加大宽松的时候就放得宽一点，该收紧的时候就紧一点。

　　当然，在稳健的总基调之下要让货币政策灵活适度，这对央行来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全新课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资金在市场上总是会流向更容易快速孳生利润的部门，一季度伴随着信贷增大而出现的一线城市房价暴涨就是这方面的反映，这种情况如果不能扭转，不仅会使货币政策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而且容易对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产生干扰。这就需要央行密切关注资金市场的动向，特别是要提高对商业银行信贷的事中监管水平，使货币政策能够真正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更好地起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