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8、19日，一次旨在讨论1965-1966年排华屠杀、大清洗为主题的研讨会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印尼政府虽非这场研讨会的直接组织者，但多方面讯息表明佐科政府对此次会议有赞许之意。印尼国内的社会发展与中印尼关系日渐成熟，使印尼政府正视这段历史有了基础。
与此同时，在研讨会会场外，抗议者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他们担心这种讨论会让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死灰复燃。抗议者无谓的担忧无疑从侧面表明，狭隘的民族保守主义仍存在。与印尼这个地区大国一样，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民众也有着一定程度的“两面性”，在积极对外展示温和、开放形象的同时，也不时体现出另一面。
东南亚多个民族深受佛教文化影响，信众温和，而这一精神特质也延伸到民众的日常生活。然而，与此同时，不少缅甸佛教徒对罗兴亚人却难有宽容态度。此外，文莱历来被美誉为“和平之邦”，虔诚的宗教信仰使文莱人十分注重礼仪与社会秩序;但同样持有伊斯兰宗教信仰的一些马来人却持有“天生”的特权意识，甚至动辄就将矛头对准华人。
由此看来，与东南亚族群之间存在的民族共存与民族歧视两个侧面相对应，东南亚民族在复杂的多元文化、政治与经济环境中形成了融合、温和与开放等积极的民族特性，但同时却又带有显著的保守消极色彩。多民族共存是东南亚每一个国家族群关系的基本事实。一方面，长期相互合作与彼此依存的经济生活使各个民族间共存共荣，因而民族融合在东南亚国家发展中是一个大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共存的多民族间却也存在着民族歧视的现象。复杂而多元的文化与宗教信仰、不平等的政治权利与地位及不对称的经济地位、财富实力使原住民族“千方百计”地提高自身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以获得相对于外来民族的优越感，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原住民族则难掩保守与狭隘的一面。
当然，这些原住民族针对其他族群展现出的保守与狭隘有历史原因，如殖民统治留下的后遗症;也有其现实因素，如东南亚一些外来民族在经济与文化上表现出相对优越感与自豪感，这些均在客观上刺激了东南亚部分原住民族的“敏感神经”。
当下，东南亚各国政府总体上在面对历史和处理民族关系方面要相对温和与开放。然而，但其“两面性”的改善也并非坦途。在社会经济方面，除新加坡外，东南亚国家普遍面临两极分化与贫富悬殊难题，这向来是民族保守主义存在的土壤;政治方面，东南亚原住民族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外来民族或少数民族并未、也难以获得进入决策中心的机会;在区域国际关系方面，“中国威胁论”与地区安全困境相生相随，而这延伸到国家内部则表现为一些东南亚华人的“夹心人”角色与尴尬境地。而这些无疑需要多民族来共商解决。(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供职于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