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梳理近年来的一批职务犯罪案件发现，很多行贿人并未被严厉追责，有的一直逍遥法外毫发无损，与受贿人被判刑入狱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不少人看来，在行贿人与受贿人这一对特殊关系中，行贿人往往是主动一方，如果没有行贿人向官员发起“围猎”，官员也就没有受贿的可能和机会。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大多数官员原本都是好的，只因为行贿人手段太卑劣，“围猎”攻势太猛烈，一些官员才在稀里糊涂之间被“拉下水”，他们的腐化堕落固然可耻，同时还有更多可怜的成分——原本是好端端的官员，不幸被不法分子的“糖弹”击中，成了行贿人的“猎物”，蜕变成了腐败分子，岂不可怜？
行贿人比受贿人更加主动，且更可耻可恨，然而两者最终承受的结果却不相同。受贿的官员以受贿罪被追究刑责，轻则被判三五年有期徒刑，重则被判无期徒刑直至死刑；行贿罪可判的处罚本来就比受贿罪轻，刑法又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一些行贿人正是利用这条规定，想办法使自己符合“减轻处罚或者免于处罚”的条件，从而获得从轻处理。面对这种反差，别说那些受贿被判刑入狱的官员会感到不平衡，舆论也普遍认为法律对行贿人的处理过于宽宥，甚至客观上起到了纵容、鼓励行贿行为的作用。
不过，法律不只是要考虑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表面上的主次关系，法律更要考虑行贿人与受贿人内在的真实关系。实际上，在一个权力与市场有形无形紧密交织的社会中，一些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不但打个电话、批张条子就能帮他人办个什么手续，或谋个好差事，还能通过堂而皇之的决策决定，或者明里暗里施加影响，将地皮、项目、贷款、优惠政策想批给谁就批给谁。他们拥有这样的权力，能够施加这样的影响，无异于向行贿人显示了一种姿态——只要你向我“投资”，我就能给你办事。
从根本上说，在行贿与受贿这一对矛盾中，受贿人永远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永远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一方如果没有受贿的可能，另一方就不会有行贿的意识。所以，法律对受贿行为的惩处，必然要重于对行贿行为的处罚。今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完善了行贿犯罪财产刑的规定，提高了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只有犯罪较轻，检举揭发行为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的，才可以免于处罚），并增加规定，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其近亲属等关系密切人员行贿的，以行贿罪论处。新刑法加大了对行贿人的打击惩处力度，但行贿人受到的处罚仍然轻于受贿人，两者的轻重之别不应改变也不会改变。
法律必须对行贿人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必须产生相当的社会震慑效果，尽管为了打击受贿犯罪，很多时候需要动员行贿人提供关键的证据，行贿人作为“污点证人”能够换来一定的宽宥处理，但这种宽宥须有严格的法定限制，决不能异化为对行贿行为的默许与放任。
行贿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自然罪不可赦，但被“围猎”的官员也并不冤枉，他们一不留神就成了行贿人的“猎物”，三下两下就被“拉下水”去，只能说明他们不具有坚定的政治觉悟和坚实的法治观念，说明我们优化净化社会政治环境和法治环境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