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普遍关注。作为一项旨在推动沿线各国共同发展的合作倡议，其本质就是实现沿线各国的“共同现代化”，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双边与多边良性互动中确保合作共赢成为沿线国家发展的新常态。
中国官方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并且借助这一倡议实现与沿线60多个国家的合作共赢，在共同发展中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离不开双边、多边以及跨区域的合作，单靠一国或者几国之力是难以落实的。这也就意味着需要沿线各国合作提供公共产品，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在不同的层次和领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概言之，作为合作内容载体的“五通”无疑是最为直接的呈现，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相应地，“五通”的实现过程可以被视作是“一带一路”公共产品的生产及提供过程。
虽然“五通”是一个整体，但是却并非有着同一的属性。如同奈（Joseph Nye）所提出的“软实力”概念一样，笔者认为公共产品也存在软硬之别，即可划分为软公共产品和硬公共产品两大类。“五通”中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属于硬公共产品，而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以及在推动贸易和资金的合作进程中所形成和倡导的规则、规范、机制、理念等则属于软公共产品。
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包括官方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要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和优先，尤其是互联互通为标志的交通基础建设要先期推动。这也就意味着是要以硬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为首要选择，因为就当前沿线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落后，互联互通乏力的困境，所以直接来看此种选择最符合发展的现实需要。
事实虽然如此，但在笔者看来这并不一定是最佳选项。通观沿线各国，不难发现并非所有国家都与中国存在战略互信，其中的部分国家目前可能对中国以及中国所提出的倡议尚存在疑虑甚至恐惧。这也就意味着以推动交通设施建设等硬公共产品的生产和落实作为首要考量的议程设置在实施中可能会遇到较大阻力，因为贯通的交通线很可能成为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生命线。
“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既要有外在的区域性安全产品保障，又需要沿线国家的明确的参与意愿、积极的参与动力和良好的治理能力来参与和推动。最终，在合作中积累共识，在建设中实现共赢。目前，“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对华关系、区域安全局势、国内政治秩序、社会发展模式以及历史文明轨迹等多个方面存在着多元多样的复合属性，所以很难用单一的思路来推动。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设施联通对于双边合作关系的提升并无直接相关性，甚至在某些情境中，因为设施联通而造成双边互疑直至冲突对抗的情况都曾经出现过。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很好，巴基斯坦在中国被称作“巴铁”，可是直至今日中巴之间尚不存在直接的铁路联通。而某些国家虽然与中国有着便捷完善的铁路交通，但是在历史上却也有过诸多不愉快的交往经历，以致如今疑惧尚存，互信难建。
所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不能搞“一刀切”，要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即与中国有着积极的战略互信的国家，可以加紧推动设施联通建设，优先提供硬公共产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密切合作关系。但是，在那些对中国存在疑虑，双方暂时缺乏战略互信的国家，应优先考量以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标志的软公共产品提供方案。这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的“社会根基”，同时也是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价值所在。
对于中国而言，首先，要与沿线国家保持畅通的对话渠道，积极推动双边甚至多边的政策协调，做好顶层设计，达成共识，在高阶政治层面实现战略互信。也就是说，从官方渠道化解彼此的猜忌和不信任理应成为当前重中之重的工作。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论是在双边还是多边层面，有远见、有作为的政府是有力的推手。
其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要借助公共外交的形式积极推动民心相通，从而建立起富有韧性的合作软环境。就当前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来看，民间交往并不乐观，甚至与某些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历史包袱。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从社会与文化层面努力培育公共产品生产与供给的软环境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公共外交是一个系统的长期工程，要有耐心。
第三，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制定新的合作规则和制度架构。作为该倡议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近年来在地区与国际多边事务中也已经积累了诸多值得肯定的经验。所以，中国要积极与沿线国家共同探索和推动新的贸易规则、合作理念以及规范的发展创新，通过这种柔性的力量将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整合到一起。
最终通过“软硬并举”，以共同而有区别的方式化解双边互疑的风险，弥补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现实。并在此基础上积极营造软性的发展合作环境，逐步实现沿线各国自身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真正让“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各国合作共赢的共同现代化进程。
（范磊，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山东省社会稳定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