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践行五大发展理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从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和长远性着眼，确立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理念，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五大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认真总结了国内国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凝聚了各个方面的发展共识，有助于破解我国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发展的新期待，是助推“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念。

　　制定背景：发展阶段新变化

　　人类关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长时间探索，形成过不尽相同乃至大相径庭的认识及其理论概括。特定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主流发展理念和主攻方向。在较早的发展阶段上，发展往往局限于经济领域，尤其强调经济总量扩大，造成以经济增长替代更广义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倾向。这种倾向在特定发展阶段上一经形成，则导致发展目标的狭隘性、发展模式的偏倚性和发展结果的局限性。在资本稀缺、劳动力相对过剩和居民收入普遍低下的发展阶段中，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无疑有助于扩大经济总量、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是增强国力和改善民生的必要前提。

　　随着发展进程的不断变化，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也必然发生变化，不仅在以往的发展理念及其所指导的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会逐渐积累、日益凸显，而且一些曾经行之有效的理念和实践，也会随时间的变化而趋于失效。因此，发展理念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需根据变化了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通过回应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不可以且不应该承担的代价是什么、发展应该以何种方式、路径和手段实现、发展的着力点需要放在哪里、发展绩效应该如何衡量，以及发展的成果如何得到共享等问题而与时俱进。

　　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突出特点及对它的准确概括，是经济发展进入以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加速和增长动力转换为特征的新常态。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际，虽然同时遭遇一定的周期性冲击，例如全球贸易增速减缓，为政策应对增加了复杂性和难度，但是，周期性因素却不是新常态的本质特征。单纯强调外部因素或周期因素，而不能抓住造成经济下行压力的主导性的结构性因素，政策就容易偏向采用刺激性手段，形成政府越俎代庖配置资源，或者用补贴引导企业投资。这样刺激出的增长速度，由于没有伴随着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财政能力的增强从而公共产品供给的扩大，不能达到增加有效供给、改善民生的目的，甚至会贻误调结构和转方式战机。因此，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要统一到新常态特征上来，促进发展必须把五大理念贯穿始终。

　　五大理念：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充分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对关于发展的目的、方式、路径、着力点、衡量和共享等方面的问题作出了全面回应，具体体现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

　　创新发展着眼于培养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新动力。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实现长达34年平均9.8%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体现在劳动力和土地的低成本优势和技术后发优势上的供给因素，以及居民收入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开放带来的巨大需求因素。随着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同时，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人口抚养比抵达从下降转而上升的拐点，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支撑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相应式微。

　　从国际经验，许多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上，传统增长源泉逐渐消失，又未能培养出必要的创新能力，失去了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因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看，创新能力不强仍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所在。因此，使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形成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动力，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根据创新驱动的特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及对增长的贡献能力，是衡量创新成效的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指标。

　　协调发展着眼于发展的健康性。我国发展长期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新常态下保持中高速增长和实现分享、包容的障碍。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实都表明，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阶段上，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往往因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方面的不协调而产生和加深，一些国家也正是因此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坚持“四个全面”，按照《建议》的部署促进发展的协调性，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绿色发展着眼于发展的永续性，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增长与污染的关系类似于一条“倒U字形”曲线，因此先污染后治理是一种备选或者不可避免的方式。我国长期以来主要依靠物质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与这种认识偏差有关，已经造成对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欠债。绿色发展理念认为，人民对优美环境和良好生态的追求，体现了发展的目的本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资源一旦枯竭，环境和生态一经遭到破坏，则难以修复，必然要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特别是，环境恶化对人的生活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害，代价尤其昂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让人民从发展中获得幸福感，必然不能以资源环境和生态为代价。

　　开放发展着眼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内外发展联动。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我们不仅要不断提高利用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配置产能和应对国际经贸摩擦的能力，还要努力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高国际经贸等方面的制度性话语权，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打造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主动利用、扩大和引领经济全球化。

　　共享发展着眼于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目的。我国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表现为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全体人民共同进入为根本标志。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终要落脚于共享发展理念和举措，具体体现为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供更充分、更均等的公共服务。

　　目标实现：重视潜在增长能力和改革红利

　　《建议》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提出的总体量化要求，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GDP总量和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根据横向和纵向比较，并且从经济增长换挡减速这一新常态特点出发，中高速可以定义为实现翻番目标所要求的增长速度。通过这种倒排方式和倒逼机制，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设定时间表，实施路线图也相应由此确定。我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只要把握住新常态下发展重要机遇期内涵的变化，完全可以实现上述目标，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打下牢固的基础。

　　2010年我国GDP总量为40.89万亿元。按照到2020年GDP总量和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的总体要求。若2015年GDP总量实现7%的增长，“十三五”期间每年需要6.53%的增长率，而如果2015年的增长率是6.9%，则“十三五”期间需要平均每年增长6.55%，即6.5%是底线。要实现这个不低于6.5%的增长速度，关键在于潜在增长能力加改革红利。

　　目前多数经济学家估算的“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率在6%到7%之间。例如，我们根据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趋势，估算“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率为年均6.2%。与此同时，我们估算的改革红利，即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调整生育政策，以及其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显著增加劳动力供给、改善人力资本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长期可以将潜在增长率提高1到1.5个百分点。不过，改革红利有的可以立竿见影，有的要在较长时间里才能显现出来。只要实质性地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在6.2%的潜在增长率的基础上，增加不小于0.3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就可以达到中高速增长的要求。

　　至于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鉴于近年来GDP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步性有所增强，只要经济增长率能够保证GDP翻番目标的实现，也就同时保证了城乡居民收入翻番。更重要的是，上述定量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必须体现为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这方面，《建议》从非常广泛的方面作出部署，既有含金量又切实可行。

　　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建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和举措。例如，为促进创新发展，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为促进协调发展，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为促进绿色发展，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为促进开放发展，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为促进共享发展，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等。

　　全面小康社会，不是单纯用GDP总规模来衡量的小康社会，也不是仅仅用平均数来表达的小康社会，而是全体人民都能切身感受到的全面的小康社会。只有在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一系列重大战略、政策和举措的实施，着眼于把五大发展理念实际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有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发展成果，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蔡昉，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