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获捐助，名校节操沦落到了论斤卖的地步？

　　近日，一篇名为《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节操值多少钱》的文章刷爆了各大社交媒体、网络社区。文章作者是虎嗅网、知乎专栏作者伯通，直指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四大名校因接受美籍印尼华裔富商廖凯原（Leo KoGuan）捐赠，或聘任其为教授，或为其开设课程、举办讲座，或设立中心，而廖凯原只是“民科”水平，其研究“更是不着边的玄幻文学，纯属中国特色的神话”。

　　记者查证证实，北大和清华确曾为廖凯原开设进修课程，学生选修可获学分。而廖凯原也被聘为四校名誉校董，为之专设研究机构，并多次在四校在内的全国各高校进行讲座，内容涉及黄帝的科学法治观等问题。（9月17日澎湃新闻网）

　　自古至今，就有富人乐善好施的传统，捐助教育更被认为是积德之举。近代以来，慈善捐助更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贫穷、饥饿、疾病、缺乏教育机会及科学研究等成为主要的捐助方向。

　　廖凯原向北大、清华等中国知名高校捐出巨额资金，考虑到他本人并无中国教育背景（并非这几家名校的校友），而中国名校吸纳社会资金捐助的吸引力明显弱于欧美名校，他的捐助就显得更为可贵。对此，国内名校为之提供特定校内建筑冠名，聘任其为名誉校董都并无不可。

　　甚至而言，以上提到的两方面回馈方式，多少有点寒碜的意思。国内名校为了体现对廖凯原慷慨捐助的谢意，还需要定期反馈该笔捐助资金的利用情况，以恰当的方式继续授予廖凯原以荣誉称号，包括名头很大但纯属礼仪性质的“荣誉博士”。

　　但开设同时冠有校名和捐助人姓名的研究机构，开设研究机构，聘任名誉教授，举办学术讲座……这些回报（回馈）方式就显得非常不恰当。高校教学、学术研究及教职，与捐助掺和在一起，很难避免让人产生一个判断，即这一切都是可以拿来交易的，都有特定的价格，当捐助超过特定金额时，就可以随意授予。

　　一所大学尤其是在一个国家拥有知名地位的研究型大学，开设哪些课程，聘请什么教师并授予相应的教职，如何确定学术研究方向，设定什么样的研究机构，都理应以教学质量和学术标准为参照。哪怕是捐助人学术水平很高，也确实能够满足教学要求，大学也应当设定特有的程序，让处于相对超然独立地位的教授委员会、校外权威的学术机构来给予评估，不可在收到捐助后直接推出教职、讲座、机构等一连串的回报。

　　廖凯原本人研究方向和内容，以及学术研究的质量，此番引发了强烈质疑。学术研究无禁区，应当允许、宽容个人爱好哪怕是旁人认定荒谬绝伦的研究项目。廖凯原本人愿意研究什么，本是其个人自由，但他的研究项目能否进入大学特别是顶级高校的课堂，就必须经过严格的学术评价。

　　在19世纪之前，不少学院、专业机构之外的门外汉成为了重大科学成果的发明者或发现者（最典型的就是工业革命期间许多革命性科学、技术成果由生产线工人得出），但在19世纪之后，科学渐趋繁复化，分科大量细化，绝大部分科学家也只能精通一个细分学科，已经极少出现可以跨多个学科开展研究并涌现突出成果的大师级人物。廖凯原的研究，跨度之大，让人难以想象，据《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节操值多少钱》一文介绍，竟然包括“量子物理、相对论、基因工程、云计算、宇宙学、信息技术、黄帝内经、杨朱哲学、老庄诸贤、阴阳八卦、拉普拉斯、莎士比亚……”

　　我们不清楚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是否对廖凯原的研究进行过把关，从目前批评者给出的介绍来看，这位热心捐助教育的富商的科学素养和知识水平停留在大学入学新生的层次，甚至还不具备有效整合较多领域概念的起码能力——国内名校为这样的科学爱好者提供选修课程的平台，还为之设立研究机构，着实有些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