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内政局发展密切相关。由于“一带一路”地区上的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政策推进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风险。因此，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急迫的任务之一。
阿尔巴尼亚全称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阿尔巴尼亚语：Republika e Shqip?ris?；英语：Republic of Albania），首都地拉那（Tirana），位于欧洲四大半岛之一的巴尔干半岛（Balkans）。巴尔干半岛位于欧洲西南边缘，地处欧、亚、非三洲交界之地，本地区历来存在诸多矛盾，其中既有宗教矛盾，也有领土争端。由于巴尔干半岛地缘政治的重要性，由此而来的大国干涉致使这一地区的冲突和矛盾频繁被放大为战争，因此又有“欧洲火药库”之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萨拉热窝事件”就是发生于此。阿尔巴尼亚地处巴尔干半岛西侧，北东南三面环陆，西隔亚德里亚海与意大利相望。阿尔巴尼亚的国土面积约为2.8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1万，其中阿尔巴尼亚族占98%。巴尔干半岛是一路一带战略规划延伸至欧洲的重要通道，阿尔巴尼亚正位于这条通道上，必须引起重视。一路一带是作为一个宏大的倡议和战略规划，需要众多细节来巩固夯实方能落地生根，所以阿尔巴尼亚虽国小人疏，亦不能忽视。本文首先介绍阿尔巴尼亚政治概况，进而梳理和分析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政治系和经贸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在阿尔比尼亚投资的政治风险进行评估。
一、阿尔巴尼亚历史及当前政治概况
阿尔巴尼亚人祖先是伊利里亚人，至少在公元前2000年前已经在此地生活。阿尔巴尼亚地区历史上曾为古希腊殖民地，在公元前146年成为罗马共和国之一部。公元4世纪末期先后被东罗马帝国和斯拉夫人统治。从1415年起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长达近500年的统治。1912年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之后，阿尔巴尼亚于11月28日宣布独立。一战期间先后被奥匈、意大利和法国占领；二战中又先后被意大利和德国侵占。在二战中，霍查（1908—1985）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1948年更名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参与了抵抗运动并最终成为主要抵抗力量。1944年底，阿尔巴尼亚获得解放。
1946年1月11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1976年12月28日改称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在霍查执政期间，陆续与南斯拉夫、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友好关系，并曾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量的经济援助；但之后与这些国家关系恶化，导致阿尔巴尼亚陷入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局面。1990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十届四中全会后，开始政治和经济改革，先后于1990年、1991年与苏联和美国复交。1991年，阿尔巴尼亚建立多党制，同年4月26日更改国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
1998年阿尔巴尼亚举行新宪法全民公投并得以通过，其中50.57%的选民参加投票，93.5%投票表示赞同。根据宪法，阿尔巴尼亚为议会制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国家元首为总统，总统由议会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任期5年，可连任一届。立法机关为阿尔巴尼亚议会，共140席，由人民选举产生，任期4年。政府首脑为总理。总理亦由议会选举并经由总统任命产生，为多数党或政党联盟领袖。总理负责组织政府，称为部长会议，总统经总理推荐任命部长。2012年总统大选中，布亚尔·尼沙尼获得140票中的74票，当选为新任总统。 2013年大选中，社会党取得140席中的65席，其党主席埃迪·拉玛成为总理。
阿尔巴尼亚司法体系由最高法院、宪法法院、总检察院、上诉法院和地方法院构成，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行使审判权，其中最高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院检察长由议会选举产生。现任最高法院院长为捷扎伊尔·扎加尼奥里什普雷萨·贝恰伊，总检察长阿德里阿迪克·拉拉伊娜·拉马。
目前，阿尔巴尼亚全国注册的政党共有60多个，正式参与竞选活动的有37个政党和1个政党联盟。主要政党有：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前身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1991年6月更名为阿尔巴尼亚社会党）、阿尔巴尼亚民主党、阿尔巴尼亚新民主党、阿尔巴尼亚社会民主党、阿尔巴尼亚共和党以及阿尔巴尼亚民主联盟。
二、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外交关系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两国关系可总结为建交初期、紧密友好时期、恶化破裂时期、恢复时期以及外交新格局时期多个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两国关系恶化时期的1971年，阿尔巴尼亚也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交初期（1949—1954）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旋即于当年11月23日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建交之初并未在对方首都互设外交代表机构，彼此了解和交往甚少。建交之后的几年中，双方交往逐渐增多，同时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两国关系逐渐平稳发展，于1954年互派大使。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徐以新为首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阿方也任命资深外交官奈斯蒂·纳塞为首任驻华大使，纳塞后来曾担任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同时，自1954年始，中国开始向阿提供经济援助。
紧密友好时期（1955—1968）
在斯大林时期，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关系甚睦。1955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并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而阿尔巴尼亚认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者”，同时南斯拉夫在二战接触初期曾意图让阿尔巴尼亚成为其第七个加盟共和国。苏联与南斯拉夫改善关系引起阿尔巴尼亚极大不满，同时苏联想要阿尔巴尼亚服从其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使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关系逐渐恶化。与此同时，中苏关系也趋于恶化。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批评斯大林的严重错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和无情批判令中共无法接受，两党关系因此被蒙上一层阴影。此后，苏联在对待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关系过程中，都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引发了中阿不满。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苏两党代表团激烈交锋，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力排众议，表态支持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相互认同的基础上，中阿两党迅速走到了一起。此后在多次国际共运会议上，中阿两党团结一致，与苏共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数目惊人的物资和贷款，使阿得以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此后两国高层互访不断，且礼遇规格极高。周恩来总理先后于1964、1965、1966年三次访问阿尔巴尼亚，受到阿方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阿国高层也频繁访华，阿总理穆罕默德·谢胡1966年访华时，中方安排首都北京百万群众夹道欢迎，盛况空前。
1966年5月中国“文革”开始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为世界上唯一对“文革”表示支持的执政党。1966年底，毛泽东在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把阿尔巴尼亚形容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将中阿关系比喻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盏明灯”、“两句唐诗”的说法当时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
1968年苏联指挥华约组织成员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军事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这一行动招致了中阿两国的一致谴责。阿随即宣布退出华约组织。中阿在对待苏联霸权主义问题上高度一致，更将中阿两国关系和中国对阿援助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恶化破裂时期（1969—1984）
1969年，毛泽东担心苏联入侵，开始对美国外交有所缓和，引起来阿尔巴尼亚的不满。阿尔巴尼亚又因为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会面，降低出席新中国20周年国庆庆典的规格，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从此，两国关系开始淡化。在1969年双方讨论联合声明草案的过程中，阿尔巴尼亚不赞成中国写上产生修正主义根源的建议。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存在阶级问题，双方看法也不一致。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此事在阿尔巴尼亚引发强烈“地震”，阿劳动党表示强烈反对，中阿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如此，阿尔巴尼亚依然在联合国大会提交关键议案，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在联合国行使权力。1974年10月，阿尔巴尼亚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并要求中方提供粮油援助。中国此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末期，只答应贷款10亿元人民币。阿劳动党内部谴责中国“已完全堕落成修正主义”。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逝世以及中国粉碎“四人帮”、纠正文革错误等做法加速了中阿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双方关系开始全面倒退。
1977年，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问北京，收到中国国新领导人的欢迎。阿尔巴尼亚随即宣布中国为类似苏联和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也感到难以满足阿尔巴尼亚庞大的援助要求。1978年，中国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阿尔巴尼亚自1979年起中断了与中国的一切贸易、文教、科技关系，并对中国的各种政策进行公开批判，仅仅保留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自此双方关系跌入冰点进入了长达数年的“冬眠”状态。
逐渐恢复时期（1985—2012）
1985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霍查去世，批评中国的声音逐渐降温。新一届阿尔巴尼亚政府明确表示出同中国发展正常外交关系的意愿，但是长期未有实质性改善。1989年11月，两国签订建立中阿经济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的协定，开始有了实质动作。1991年1月，阿外长马利列访问中国，成为自1978年两国关系恶化以来首位访华的阿政府高级官员，一度中断的两国外交关系逐渐改善。此后阿尔巴尼亚经历了政治剧变，在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摆脱了过去的隔绝孤立的状态。中阿两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交往也逐渐增加。此后，中阿两国关系发展较为平稳，双方多次举行高级别官员会晤。
外交新格局时期（2013—至今）
2013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布加勒斯特会见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的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此前一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正式启动。这一机制的启动及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为两国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外交新格局逐渐形成，中阿两国关系进入快速发展新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赴阿考察投资，2013年贸易总额为4.42亿美元，中国已成为阿第三大贸易伙伴。两国文化教育交流进一步扩大，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北京歌舞团、南京民乐团、中国武术代表团相继访阿演出，中国画院代表团、江苏名家代表团先后赴阿举办画展，地拉那大学孔子学院落成，汉语课教学进入阿中小学，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语广播调频台在阿落地。随着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中阿两国关系正日益焕发出新的活力。
三、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经贸关系
阿尔巴尼亚经济平稳发展。2013年其国内生产总值为133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0.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716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阿国内经济面临也面临考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失业率居高不下，根据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阿登记失业总人数为21.98万人，失业率为17.9%，比2013年上升1.6个百分点。
阿尔巴尼亚吸引外国投资的优势有:地理位置优越，邻近西欧发达国家市场，产品销往欧盟市场具有物流成本优势;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和，无严重自然灾害。阿尔巴尼亚基础设施发展比较落后，国家财政资金紧张，吸引外资发展铁路、海运、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强烈。
中阿贸易关系开始于1954年，两国贸易为政府协定记帐贸易。1975年两国贸易额达1．67亿美元，是两国贸易的最高年份。从1954年至1978年，我对阿进行了大量经济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的成套项目共142个。我对阿经援项目主要涉及冶金、机械、化工、电力、纺织、轻工、制药、煤炭等部门。1979—1982年两国贸易一度中断。1983年两国恢复了贸易关系，协议贸易额由当年的900多万美元逐年上升到1989年的4000多万美元。
两国外交关系逐渐改后后，由于阿尔巴尼亚国内政局动荡，整个90年代双方经贸额起伏不定，到1999年仅为1040万美元，而且为中国净出口。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阿国内局势逐渐稳定，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经贸往来及合作也逐渐增加（见表1），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表1中国同阿尔巴尼亚进出口贸易总额（万美元）
注：笔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整理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在逐年增加，但是贸易量相对数额还不是很大，占中国与欧洲地区的贸易比例很小，以2013年为例（见表2），中欧贸易总额为72991554万美元，中阿贸易总额仅为55944万美元，仅占约0.77%，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外，贸易不平衡问题也要引起重视（见表2），近年虽有所改善，但是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表2 2013年中阿贸易额占中欧贸易总额比列饼状图（万美元）
注：笔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整理
目前，双方已签有多个协定。根据中国驻阿使馆经参处网站显示，主要协定有：《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协议》（1989年11月23日，在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1993年2月13日，在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1993年2月13日，在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2004年9月13日，在京签署）。除了重要协定外，双方经济领域负责人也进行了多次访问，主要有：2007年11月，阿央行行长福拉尼访华。2011年6月，商务部副部长钟山访阿。9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访阿。11月，中阿政府间经贸混委会第七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在2013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同阿尔巴尼亚银行又签署了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进一步提升了双方经贸关系。
四、在阿尔巴尼亚投资的政治风险
阿尔巴尼亚自1998以来政治秩序相对稳定，政府机构运行相对有序，此外政权全面改革继而再次引发动荡的的可能性很小，使一路一带在阿尔巴尼亚落地生根有一个相对较好的环境。阿尔巴尼亚也对一路一带十分关注，2015年4月9日，阿尔巴尼亚全国第一大报《全景报》在评论版刊登了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姜瑜的署名文章《共建“一带一路”，再谱中阿友谊新乐章》。这种情况下，在一路一带推进过程中，要认真分析某些政治风险，从而规避风险使一路一带在阿尔巴尼亚得以顺利实施。
第一、阿尔巴尼亚地缘位置重要，北约、欧盟对阿尔巴尼亚影响巨大。阿尔巴尼亚地处巴尔干半岛，处于三洲交界之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大国所重视，也深受大国的影响。经历了社会剧变的阿尔巴尼亚现在以加入北约和欧盟为外交优先选项，同时非常重视发展同美国的关系。1994年，阿尔巴尼亚成为北约“和平伙伴国”，已经于2009正式加入北约。在2014年，欧盟也正式接纳阿尔巴尼亚为欧盟候选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北约和欧盟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会对阿尔巴尼亚产生很大影响。比如，北约及欧盟的对华武器禁运政策维持至今，这样不仅中国军工产品出口阿尔巴尼亚受到限制，其他投资项目北约也可能以安全为由对阿尔巴尼亚施加影响，对阿尔巴尼亚设置诸多限制，甚至使本来已经上马的项目终止。欧盟虽然讨论过对华武器解禁，但是由于受到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解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除了军事方面的原因，如上所述，阿尔巴尼亚一直希望加入欧盟。这样一来，阿尔巴尼亚会根据欧盟标准制定各项法规，是自己逐渐达到入盟门槛，这样会增加中国投资者进入阿尔巴尼亚的难度，已经入驻的企业很可能因为阿尔巴尼亚逐渐修改法律而遭受损失，必须引起注意；另外，入盟及加强与欧盟的关系是阿尔巴尼亚的政治优先议题和外交优先关注方向，国家的资源和精力都有限，尤其是小国，在阿尔巴尼亚政府眼中，中国的重要性显然是排在美欧之后。对中国关注不足可能也会使中国投资者在竞争中失利。
第二、腐败问题依旧十分严峻，法制薄弱。尽管阿尔巴尼亚已经实行多项改革，但是政府官员腐败现象依旧十分严重，仍然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巴尔干地区惟一一个腐败不减反增的国家。2008年，美国据美国USAID资助的IDRA发展研究机构调查结果表明阿尔巴尼亚人70%被迫行贿，尤其在接受医疗中；阿国人不相信法官。严重的腐败问题也引起了欧盟成员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关注。2009年，西欧数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都表示阿腐败现象依旧严重，在阿许多部门仍然盛行，腐败成为阿多年来的问题。若不加大反腐力度，很难想像阿能加入欧盟。面对严重腐败的现状，阿尔巴尼亚加入欧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安组织驻阿大使也称协助阿打击腐败是欧安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除了腐败问题，一路一带在阿尔巴尼亚的商业以及投资运作还面临着薄弱的法治，过度的官僚机构，不足的立法框架，不断恶化的基础设施等带来的重大障碍。此外，阿尔巴尼亚的劳资关系往往是建立在家庭和个人关系的基础上，而不是自由竞争或表现。这些都是在推进一路一带过程中需要极其注意的地方。
第三、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种族和领土矛盾问题。如前所述，巴尔干半岛有“欧洲火药库”之称。历史上，阿尔巴尼亚族与塞尔维亚族就存在很深的矛盾，在国家层面上阿尔巴尼亚与前南斯拉夫关系也长期紧张。前南斯拉夫政权解体后，1999年又再次爆发了科索沃战争。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因为科索沃问题一直很紧张。科索沃是塞尔维亚南部的一个地区，与阿尔巴尼亚接壤，同时阿尔巴尼亚族占绝大多数（92%）。这场战争中，虽然阿尔巴尼亚未直接参与，但是阿尔巴尼亚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持同情态度，更加深了两族、两国的矛盾与猜疑。在美国的支持下，科索沃已事实上脱离了塞尔维亚的管辖。此外，在战乱中，众多阿尔巴尼亚族人逃往阿尔巴尼亚，成为难民。2014年和2015年阿尔巴尼亚总理和塞尔维亚总理实现了互访，试图改善两国脆弱的关系，会谈中两国总理强调差异只能通过协商来解决。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改善关系是巴尔干稳定的重要方面，互访有利于改善双方关系，但是双方积怨甚深，不是一次访问所能解决，在未来难保不再次出现危机和动荡。一路一带推进中，对阿尔巴尼亚族与塞尔维亚两族族、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两国以及科索沃局势要十分关注，避免因地区动荡造成损失。
（周帅，外交学院外交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