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1日，日本关西电力川内核电站宣布重启。川内核电站位于日本南端的鹿儿岛，这里素有“日本斯巴达“之称。明治时期，鹿儿岛萨摩藩曾以一区区藩国之力对抗全盛时期的英国，开始了日本史上著名的“萨英战争”。此次在一片”反核“声中率先重启核电，不啻于开始了一场“电力战争”。
包括福岛核电站在内，日本全国现有17座核电站，共计54座核电机组。自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后，全部核电站陆续关停。时至“重启核电“，日本的“零核电之路”已经走过了1年零11个月。在接近2年的时间里，日本所有核电站集体“下岗”，如今却又突然“上岗”。
日本“重启核电”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结为经济原因：首先在宏观层面上，“零核电”对电力运营乃至整个日本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小国”，能源自给率极低。核电以其无可比拟的高效清洁优势一度“征服”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前，日本电力供应中，近7成都来源于核电。核电站关停后，日本的电力供应成本直线上升。为维持电力运营，日本各电力公司大量进口化石燃料。仅2014年一年进口燃料同比地震前多花了3兆4千亿日元（约合1765亿人民币）。这一份账单令日本“肉痛”不已。加之化石燃料的使用令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剧上升，在环保问题上日本也开始受到指责。其次，从微观层面上讲，“零核电”使日本国民生活受到一定影响。电力公司将上升的成本大量转嫁，导致日本普通国民电费开支剧增。据统计，普通居民用电费用上升了25%。在炎热的夏季，甚至出现了三位耄耋老人由于无法负担用电费用，不开空调导致活活热死的人间惨剧。而商业用电上升幅度更是达到了38%，直接将部分中小企业逼上“绝路”，“茅屋为电费所破”，倒闭者不在少数。
然而，以上宏观微观层面的经济原因固然重要，但都不能作为日本“重启核电”的根本原因。
真正“反核电”的主力军，恰恰是被“零核电”所困扰的普通国民。虽然有种种不便，但是福岛核泄漏造成的巨大悲剧是日本国民“难以忘却的纪念”。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残酷现实，让日本“核电安全神话”破产，国民异常清醒地意识到“反核电”才是长久之策。为此， “反核电”示威游行发生频率之高，波及范围之广，已然成为一场“国民运动”，至今方兴未艾。
而部分敏感的政治家已经意识到这场“国民运动”背后蕴藏的力量。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同前首相小泉纯一郎联手支持“反核电运动”，2014年1月，细川护熙在竞选东京都知事时，就明确将“零核电”的口号放入竞选纲领，振臂一呼，群情响应。如果不是执政党自民党在最后阶段倾全党之力助选舛添要一，细川护熙一旦获胜，则安倍政权都可能发生动摇。
“政治世家之子”安倍晋三自然不会忽视“国民运动”的力量。对“反核电运动”，他并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不”字。他领导下的安倍政权一直采取“踢皮球”的暧昧方式逃避直接表明态度，转而将是否重启核电的判断权交给“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和电力公司，无异于令其监守自盗。这种看似不表明态度的做法，事实上直接暗示出安倍政府的态度——支持“重启核电”。由此，“重启核电之门”才悄然打开。
虽然“国民反核电“的声音一直很强，但是真正掌握行政权力的日本各级政府机关对此熟视无睹，反而在各个地方对电力企业及其背后财团大开绿灯。今年4月22日，鹿儿岛县当地居民就曾对川内核电站重启一事进行投票，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的居民反对“重启核电”。市民据此向鹿儿岛县地方法院提出申请，希望借助司法力量关上“重启核电之门”，然而该法院在5月判决认为重启川内核电站一事“并无不妥之处”。川内核电站所在区域火山活动频繁，一旦遭遇大型核安全事故，居住在川内核电站附近串木野市的居民恐怕“在劫难逃”。
除了政治上压制“国民运动”以外，日本政府近年来着力于核电“走出去”战略也是重启核电的重要诱因。“安倍经济学”在取得了阶段性的效果后，成效渐微。以提振经济为“看板”的安倍政权不能坐以待毙。安倍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促进出口。在向土耳其等国兜售日本核电站技术之时，如果日本国内都无法“重启核电”，那么“核电出口”的吸引力、说服力都将大大减弱。为此，“重启核电之路”亦是“推销核电之路”。
“重启核电”成为安倍政权“一石二鸟”之策，既能够压制政治对手，又可以促进核电技术出口进而稳固政权。而生命财产安全可能受到威胁的日本国民，却被推到幕前，作为重启核电的说辞，实在令人揪心。
（罗重黎，日本新华侨报记者）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