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战争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人类历史上极其黑暗的一页。70年过去，并不会使人们淡忘战争的创伤，只会让历史的印记更加清晰，只会让日本的战争罪责更加明确
泰缅铁路修建期间，speedo这个非英非日的词汇，是日本监工督促劳工赶紧干活的命令语，通常劳工们听到这个词时，身上已经挨到了鞭抽棍打。
北碧府位于泰国西部，与缅甸接壤，茂密的热带丛林把崇山峻岭遮挡得严严实实。雨季来时，持续的高温裹挟着湿气，难以忍受的憋闷之感扑面而来，令人不禁联想到70多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幕幕惨烈场景：日军为打通通往缅甸的陆路补给线，从1942年6月开始，胁迫6万多名盟军战俘和约20万名东南亚劳工，耗时15个月，修建了长达415公里的泰缅铁路，又被后世称为“死亡铁路”。疾病、饥饿、体罚、轰炸，让约1.28万名战俘和9万名劳工殒命，相当于每1公里路基下面，就掩埋着250个冤魂。今天，站在这段斑驳的铁轨和朽败的枕木边，似乎还能听到他们发出的泣血呻吟。
“地狱”是记者采访时听到次数最多的一个词。战俘和劳工从爪哇、马来亚经水路被运到泰国时，乘坐的是“地狱之船”——狭小的船舱中架满隔板，每层之间高度不足1米，人们根本直不起腰，而海上颠簸和盟军误炸，更让许多人命丧大海；“地狱之火”是指日军为了加快施工进度，让战俘和劳工日夜开工，晚上山间的照明火把与人们的身影交错，现场画面仿佛炼狱；战俘和劳工生活劳作的地方是“人间地狱”，污水横流、蚊虫肆虐、疾病蔓延、无情体罚……日军监工奉行“不劳动不得食”，很多生病的人不但得不到治疗，甚至活活饿死；还有一个词可以被称为“地狱之声”——speedo，这个非英非日的词汇，是日本监工督促劳工赶紧干活的命令语，通常劳工们听到这个词时，身上已经挨到了鞭抽棍打……
“死亡铁路”1943年10月合龙，在随后的近两年间，日军约22万吨军用物资通过这条铁路运向缅甸。同样，利用这条铁路，日本从缅甸掠夺了大量的木材和矿产。1944年，日军即将溃败，这条铁路又成为撤出缅甸的生命线。
说起“死亡铁路”，67岁的澳大利亚人罗德·贝蒂的名字不能不提。他的父亲和兄长都参加了二战，本人也曾在澳军中服役。2003年，经过20多年的材料搜集和研究，他和朋友一起在北碧府投资建成了“死亡铁路”博物馆，用实物和音像留下了对这条铁路最详实的记载。“我认为，博物馆是传递历史的最好载体。我不可能永远在这里，书也难以永久保留，但博物馆可以一直开放，把我们要传达的历史信息传递给公众，让他们牢记历史。”贝蒂对本报记者说，“人们在近代经历了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但至今还有战争和冲突，这是因为许多侵略者并没有接受教训，没有铭记历史。”
现在，每年到博物馆参观的人有8至9万人次，大多是西方国家游客。记者采访当天遇到正在参观的苏格兰老人威廉·李。二战时期，他的父亲在澳大利亚空军服役，曾经在东南亚战场抗击日军。他的叔伯则在海军服役，战舰被日军击沉后沦为战俘，被奴役至死。“我经常想，如果父亲当时也在船上，他也可能会在这里修铁路，那也就不可能有我了。如果受害者的亡灵都唤不起侵略者的反思，未来就有重蹈历史覆辙的可能。”
透过博物馆二层的窗子，可以看到马路对面的战争公墓。这里埋葬着6982名在修建铁路过程中牺牲的盟军战俘。墓碑间栽种的鲜花静静地绽放，陪伴、告慰着那些逝去的灵魂。他们中年轻的只有18岁，年长的也不过40多岁。在公墓的一角，来自英国的普赖斯夫妇认真地注视着一堵墙壁，久久没有离去。这面墙上镌刻着数百名连墓碑都没有的士兵的名字，他们被永远地合葬在一处。“他们每个人的离去，对家庭来说都是灾难。很多人的父母已作古，我替他们来看看孩子，希望这样的人间悲剧永远不要重演。”克里斯托弗·普赖斯对本报记者说。
在博物馆和公墓4公里外，是闻名遐迩的桂河大桥。这座铁桥在同名电影的渲染下，多年来一直游人如织。不过，当年战俘和劳工用原木搭建的桥梁早就没了踪迹，水中打桩的艰辛、盟军轰炸的惨烈，这些史实也正在游客的笑谈声中悄悄滑过。资料显示，日方当年参与修筑铁路的1.5万名军人和监工中，战后只有130人得到了审判，绝大多数人逃过了惩罚。但历史不会忘记凝聚在“死亡铁路”上的所有牺牲和罪责，正视这一切，也是每一个人应该肩负的责任。
日本首相安倍在演讲中说，“慰安妇是人身买卖的受害者”。韩国慰安妇愤怒质问：“是谁进行了人身买卖？我们又是被买去哪里？他这种发言就是谎言，我们就是日军的性奴隶。”
“我是1943年被强行带走的慰安妇受害者李荣洙。”在韩国庆尚北道大邱市内的一处狭小住所里，精神矍铄的李荣洙老人盘腿坐着向记者讲述她过去那段苦难的历史，以及她们这一群体的重生和抗争。
“岁月匆匆，我们这些受害者站出来勇敢揭开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迄今为止日本还没有谢罪。”她愤愤地向记者说道。
讲述起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李荣洙现在还全身微微颤抖，语带泣声。1928年李荣洙生于大邱，1943年夏天，她在睡梦中被不明身份的日本军人抓走，送上火车，在车上只要说想回家，就会遭到残忍殴打。和她一起被抓的还有4名邻居家的少女。随后，她们被押上船，送往一处日军基地。在那里，她们被取了日本名字，穿上和服，被教唱日语歌，随之而来的就是惨无人道和无休止的虐待、蹂躏。“一些女孩子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生命，而我幸存了下来。日本战败投降后，我在1946年历经周折回到了家乡。家里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以为我是鬼魂，母亲要赶我出门，父亲也气晕了过去。之后的苦难，我就是讲一天一夜也讲不完。”李奶奶的身心都在当时遭到了很大的摧残，还曾因反抗而遭电刑，也曾被刀刺伤，现在关节还会发麻疼痛。
1990年后，一些慰安妇受害者在民间团体的支持下勇敢站出来，指控日军当年的罪行，李荣洙老人就是其中一位。“我就是活着的证人。”在日韩各界的帮助下，1998年，李荣洙找到了当年被囚禁的地方，是位于台湾新竹的一座机场，这一事实也得到了当年在此工作的当地老人的证实，她因此也和当地的民间团体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她珍藏的相册中，有不少和台湾妇女团体和台湾慰安妇受害者老人的合影。
1992年1月8日，韩国的慰安妇受害者开始了每周三在日本驻韩大使馆门前的抗议，这一活动已经持续23年，直到现在。李荣洙也是其中一员。她说，“我知道在中国也有很多受害者老人，她们一生都感到羞耻。但她们是无辜的，觉得羞耻的应该是那些不知悔改的日本政客。”
李荣洙为代表的韩国慰安妇受害者们，其实早已成为了反击日本篡改美化侵略历史的斗士。自立自强的李荣洙还在庆北大学学习了5年历史和国际法。她不畏旅途劳顿，作为证人多次前往日本、欧洲和美国作证。今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期间，李荣洙在美国不断揭穿其谎言。李荣洙说，“安倍要在哈佛大学演讲，我们在演讲场所正门前要求与其当面对质，结果他却灰溜溜地从后门进去。他还在演讲中说‘慰安妇是人身买卖的受害者’。谁进行了人身买卖？我们又是被买去哪里？他这种发言就是谎言，我们就是日军的性奴隶。”她对记者反复强调，“我的名字是李荣洙，我不同意用慰安妇来作为我们的标签，我们就是被日军强掳的性奴隶。”
李荣洙对记者表示，她期盼的是日本政府真心的反省与道歉。“我认为日本强制性地让我变成了性奴隶，就应该理所当然地为此承担责任。日本现在不要再撒谎了，必须还原历史的真相。”
“上千名和我一样垂头丧气、骨瘦如柴、满脸胡茬的躯壳被赶上一艘船。那船之前是运送骑兵部队和牲口的。在酷暑中，我们过的根本不是人过的日子。”
2014年底，由美国著名女演员安吉丽娜·朱莉执导的战争剧情片《坚不可摧》，让日军在二战期间对盟军战俘的丑恶暴行重现银幕。对于巴丹与科雷吉多尔防卫军协会的老兵来说，那部影片中的很多细节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
1941年12月，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后的10小时后，又偷袭了菲律宾克拉克机场的美军远东空军基地，猝不及防的美国远东空军遭受严重损失，后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命令美菲守军放弃马尼拉，退守巴丹半岛预设阵地和科雷吉多尔岛。在巴丹和科雷吉多尔岛，美菲守军在缺少补给和增援的情况下顽强抵抗了4个月，最终于1942年5月向日军投降，由此开启了近8万美菲军队的战俘噩梦。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间，被俘虏的美菲军人经历了“巴丹死亡行军”“地狱之船”和被迫为三菱、松下等日本企业充当劳工的炼狱岁月。有不完全统计认为，约有1.5万名美国战俘在此期间惨死于日军的虐待和杀戮。
全美巴丹与科雷吉多尔防卫军协会的老兵正是在1942年至1945年中坚持下来的幸存者。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个协会的多位老兵及家人在美国新奥尔良举行了集会，纪念战争胜利。如今幸存者都已是90多岁的老者，年龄最小的也已92岁，大多数人行走需要搀扶，听人讲话需要依靠助听器。
25岁的塞拉是今年在全美巴丹和科雷吉多尔防卫军纪念集会上出现的最年轻的面孔。她的爷爷乔·怀特内·齐文是巴丹战役战俘，在塞拉6岁时便离世了。老兵聚会，鲜有年轻人的身影，红头发的塞拉在听老兵讲述时全神贯注的神情让记者印象深刻。塞拉说，记忆中爷爷很少谈起战争中的经历，但时不时写一些小字条，就像日记。齐文去世后，塞拉翻看爷爷的字条，发现里面记着一些她不能明白的事情。
“比如爷爷会在日记中提到一种厕所，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后来才知道爷爷指的是当年战俘使用的‘日式厕所’。”童年的好奇心让塞拉开始想了解爷爷的历史，但她发现美国几乎没有历史教科书上有对二战中巴丹和科雷吉多尔战役详细的描述。
于是，塞拉开始和家人把爷爷的小字条逐字逐句地在打印机上打出来，录入电脑，并将这些回忆录在网上公开。
老兵已逝，但亲笔记录的文字仍能真切地让人们感受到他们经历的深重苦难。
“在科雷吉多尔岛被俘后，经历了巴丹死亡行军，又在几个菲律宾的战俘营辗转了5个月，上千名和我一样垂头丧气、骨瘦如柴、满脸胡茬的躯壳被赶上一艘船。那船之前是运送骑兵部队和牲口的。在酷暑中，我们过的根本不是人过的日子——只能从一个能捞出污秽物的水库里喝水。每个人都在抓身上的虱子，总是拉肚子。有人死去。每个人身上的汗都湿透全身，满是臭味。吃的饼干毫无味道，只要经水一泡就会散开。但就算这样的东西，如果偶尔有一片洋葱相佐，就是美味了。”
塞拉给记者看这段文字。突然，她哽咽地说了一句，“如果我现在不了解这段历史，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爷爷的遭遇了。”
相聚，对老兵们来说是治愈心灵创伤的良机。94岁的詹姆斯·图托是美军前海军陆战队员，曾被关在日本淀川监狱。他对本报记者说，“你知道在监狱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吗？是日军的鞭子。你必须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否则就会冷不丁地挨打。”“没有把我们当人对待，我们像牲口一样被赶到船上，一个星期没有给一口吃的，每天只有一点水，而且满身虱子，骨瘦如柴，没有任何娱乐，唱歌会挨打。饥饿、疾病和屈辱像一张无尽的黑网。”
“创伤后应激障碍”或称“创伤后心理压力紧张症候群”，是困扰这些老兵后半生的痛。今年的聚会中，专门有一个环节，是让老兵的子女和伴侣倾诉父辈战俘阴影对他们家庭生活的影响。“不可以在父亲睡着的时候小声地在家里走路”“睡觉时曾经被老伴勒住脖子”“不可以在父亲睡觉时碰他”“父亲狂躁、严格，并且没有耐心”“父亲不允许饭桌上剩下米饭。”一个接着一个，已经年过半百的老兵的后代，站起来讲述着他们不一样的成长故事。
“作为战俘的女儿，我从不放弃。这是父亲在监狱中得以生存下来的品质。”一位女士激动地说道。
（本报记者俞懿春、杨讴、丁子、万宇、陈尚文、李博雅）
图片说明：
图①：位于泰国北碧府的“死亡铁路”盟军战俘公墓。
本报记者 杨讴摄
图②：被称为“地狱之火”的“死亡铁路”遗址，该段铁路修建于崇山峻岭之中。
本报记者 杨讴摄
图③：韩国慰安妇老人李荣洙在向本报记者介绍照片集里的故事。
本报记者 万宇摄
图④：2015年6月，一名游客在菲律宾吕宋岛驻足观看巴丹死亡行军遇难者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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