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从多名福建省人大代表处获悉，2014年备受关注的福建念斌案被写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福建高院院长马新岚在报告中评价，“依法审结平潭念斌投放危险物质案等，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1月31日《法制晚报》）
作为受到全国关注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冤假错案，念斌案的平反，当然值得当地司法部门在年度的工作报告中书写一笔，但这一笔到底该如何写才恰当？是充分吸取冤案形成的教训，还是只从最终的结果来评价纠错的意义，答案不言自明。至少在现阶段，司法部门自身将念斌案的“依法审结”，称之为“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仍令人骨鲠在喉，值得商榷。
当然，并非完全不能理解福建高院在年度工作报告中对纠错念斌案的“溢美之词”。毕竟，在历经8年10次开庭审判，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念斌终得平反，不仅是一次个人正义的归位，也让人对错案纠偏抱以更多的期待，堪称司法意义上的加法，这些都确有正向的社会效果和司法效果。但年度的工作报告，如果仅仅呈现与放大正向的一面，已然有失偏颇，也与案件的复杂性和真实的外部效果不符。
福建高院多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来自中院的死刑判决发回重审，的确体现了该院在案件审理上的审慎态度。但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6月8日，福州中院再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念斌死刑，念斌不服再次提出上诉。2010年4月7日，福建省高院做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也就说，福建高院也曾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前提下，维持了念斌的死刑判决。若非最高院的不予核准，念斌的命运与念斌案的走向，恐怕早已天壤之别。
再者，既然福建高院已多次认定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何仍旧是一次次选择发回重审，而非直接宣称念斌无罪？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念斌案的形成虽然与刑侦环节的失察存有莫大关联，但福建高院在这个过程中的“纠偏”角色与作用，显然不宜被过度放大——为何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维持中院的死刑判决？多次发回重审，为何不宣判无罪？种种疑问中，福建高院自身是否存在过失，已然值得追问。
更要看到，福建高院方面只看到该案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显然是缺乏温度的他者立场，而未充分考虑到作为受害者的念斌的命运。念斌虽然被判决无罪，在法律程序上已经可以称之为审结，但属于他个人的正义尚远未到达。一来，被判无罪后，在无新证据的情况下，念斌仍两次因“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办理护照遭拒，不允许出境；错案已经认定，但念斌的国家赔偿仍旧未到位，并在数额上充满不确定因素。二来，念斌案的追责程序仍未启动，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因为他的冤案受到追究。于此背景下，福建高院完全撇开念斌的个人遭际与权利，而不惜溢美之词匆匆为念斌案的社会与法律效果作结，既不合时宜，也有失基本的司法人文关怀。
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念斌案的教训都是惨重的。念斌案平反，不过是正常的司法纠错机制的应有之义，更何况这种纠错来得如此艰难又充满不确定性，倘若没有念斌家人及律师的坚持，没有最高院对死刑的不予核准，这一结果仍旧不堪想象。作为当事方的福建高院，在对案件进行总结陈词时，理应将错案造成的教训与错失放在第一位，更深入地就案件在审判中的疏忽与漏洞作深刻反省，并承担应有的责任。如此片面谈“效果”，“化负为正”，既是轻佻的，也难以让人对于冤假错案的教训吸取保持乐观态度。
冤假错案就是冤假错案，被纠偏只是理性司法的基本职责。任何试图对此进行美化的行为，都难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朱昌俊）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