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报道称，300余名中国人经马来西亚、印尼，绕道第三国，进入叙利亚或伊拉克，参加中东地区的恐怖活动，从事所谓的迁徙圣战。虽未经完全证实，却引起关注。实际上，从报道的角度看，这仅是我国恐怖分子从西南边境偷渡出境的案例之一。从西南部的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出境，途径东南亚国家，辗转至土耳其，最终抵达中东地区，这已成为近年来我国恐怖分子“走出去”新开发的路线图，成为与国际恐怖组织内外勾联的新路径。
这些恐怖嫌犯多数与我国恐怖组织“东伊运”联系密切，“东伊运”在幕后有组织地将国内恐怖分子偷渡出境。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参加中东地区所谓的圣战，特别是参加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武装，为伊斯兰国武装续力，以实现所谓殉教升天堂的梦想。二是参与实战，升级恐怖袭击能力，重返国内，从事恐怖袭击。
近年来，我国恐怖分子偷渡出境，与以往有所不同。恐怖分子“走出去”的传统路线是从西北边境出境，经中亚国家，进入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目前，西南逐渐成为恐怖分子心仪的方向，过境东南亚国家，进入中东地区。反映出我国恐怖分子偷渡出境路线更为多元，更加灵活。之所以开辟新路径有以下原因：
一是西北边境反恐严密，增大了恐怖分子出境的难度。西北地区是我国反恐的重点地区，以上合组织为依托，我国与中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反恐合作，增强了对恐怖分子的防范力度，压缩了活动空间。同时，中亚国家与中国相互配合，提升了边境地区的反恐力度。因此，我国恐怖分子以中亚为跳板，走向国际的路径愈发变窄，迫使恐怖分子转寻其他出境路线。
二是马来西亚、印尼出入境管理相对松散。尽管两国受到恐怖组织的威胁，但相较而言，并非恐怖袭击的重灾区，对入境恐怖分子防范相对较松。并且，马来西亚、印尼两国均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保守极端思想在两国国内有一定市场，潜藏着较为成熟的圣战招募和人员运送网络。在这种情况下，大大提升中国恐怖分子出境成功率。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土耳其，土耳其是我国恐怖分子出境路线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据报道，许多出境的恐怖分子均持土耳其护照，蒙混过关。土耳其是突厥民族国家，将维吾尔族视为同根同祖的民族，加上泛突厥主义思潮在土耳其一直存在。土耳其国内有部分力量对我国恐怖分子持同情立场，对过境的可疑分子不会过分“较真”。
从恐怖分子偷渡出境事件看，我国反恐形势仍旧严峻，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是我国恐怖分子与国际恐怖组织联系日益紧密。很大程度上，国内反恐形势受国际恐怖活动的波动影响较大，彼此间有一定共振，导致国内恐怖活动形势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伊拉克伊斯兰国风生水起，攻城略地，对全球恐怖分子产生强大磁石般吸引力，其溢出效应范围远不止中东地区，我国也或明或暗地遭其影响。
二是我国恐怖组织与周边国家恐怖组织结成链条。众所周知，我国恐怖组织与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有勾联，赴中东参与所谓圣战，接受培训。但很多迹象表明。我国恐怖分子亦加紧与周边恐怖组织的联系，尤其是以极端伊斯兰思想为纽带，与东南亚国家恐怖组织加强联系，里外相通，开拓国际生存空间。我国恐怖分子频繁从西南边界出境，过境东南亚国家，很可能与当地恐怖组织的暗中帮助存在联系。
三是恐怖分子活动范围有扩大趋势。一般而言，我国恐怖活动活跃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新疆。但近年来，恐怖分子的活动范围有所扩大，袭击的范围不再拘泥于新疆一隅，从2014年的昆明火车站暴恐袭击可见一斑，暴恐袭击有向内地蔓延的可能。偷渡出境的范围不再仅从西北边境，西南边境逐渐成为恐怖分子出境的重要方向。据央视报道，从2012年至2014年，从西南出境恐怖分子案例和人数呈逐年递增态势，就云南、广西而言，2012年是25起，涉及107人，2013年激增至100起，人数上升至795人，2014年132起，人数增至866人。
面对新的反恐形势，我国需要不断更新反恐策略。在遏制偷渡出境上，应加强国际反恐联合，尤其是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合作。尽管目前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双边反恐协议，但尚未成立正式的多边反恐机制，这为恐怖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因此，我国应尽快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反恐安全机制，将中国东南亚国家反恐薄弱环节补强。同时，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强对西南边境偷渡出境的打击力度，防止西南方向成为恐怖分子活跃的乐土。
（郑东超，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