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九）的草案近日在全国人大官网公布，此前引发巨大争议的增设“收受礼金罪”相关条款并未出现。
自1978年法制恢复重建起算，到今天已有36年。当初那个“立法饥渴”的时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一天通过七部法律。但现在，一个修正案审议五次以上，早已成为常态。一读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是个小范围内闭门造车的产物。公众知悉其部分内容还仰仗几位知名刑法学者的曝料。起草者宣称拟新设此罪，是为密织法网的必要；反对者却认为，在收受礼金问题上区分罪与非罪，对未达犯罪标准的收受礼金行为以立法追认，这哪是密织法网，分明是对腐败的纵容。
收受礼金罪，罪焉，非焉？司法实践中，各地处理不一。宽松的视为正常的人情往来，严厉的视同受贿并计入犯罪所得，更多的是仅作违纪处理了事。同样的行为，不同的性质认定，不同的责任追究，既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也不利于犯罪预防。通过立法统一司法标准，来密织法网，确属必要。在修法草案未获审议通过之前，这样的讨论越充分，越有利于保障修法的科学性。讨论本身应该得到鼓励。“收受礼金罪”从草案中悄然消失，就是立法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同样值得认可。
既然收受礼金行为该规制，为何又要删除“收受礼金罪”？这当然不是腐败势力的反扑，而更多体现在立法技术上：要打击收受礼金中的腐败，专设个罪未必是最优之选。从现行法的规定来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依此，除了官员主动“索贿”外，其他受贿犯罪都应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收受礼金”之所以成了“问题”，就在于：奉送礼金的，哪怕的确出于贿赂心态，也很少直接表明贿赂意图。“感情投资”、“腐败期权”早已成为当下腐败犯罪中的常态。一些人正是抓住“收受礼金”并未“为他人谋取利益”为由，将此行为排斥在贿赂罪之外。这些年来，“两高”就贿赂罪的认定专门下发过不少司法解释，也未完全解决在缺乏“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下，如何去认定贿赂罪的难题。
当然，在绝大多数国家这都不是问题。因为在这些国家关于受贿罪的规定中，都没有“为他人谋利益”的要求。只有极少数国家（如中国）才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视为受贿罪的必备要件。这一条款本身便有立法对腐败妥协之嫌。因此，学界对受贿罪的修订有另一个极为简洁的方案，那就是删除“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接轨。
应当承认，“收受礼金罪”和完善“受贿罪”，都是规制收受礼金的修法思路。但在我看来，“收受礼金罪”是将“受贿罪”人为复杂化了。从“受贿罪”中派生出这么一个新罪名，非但不利于对贿赂犯罪的打击，还将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不良的礼金文化。过高的人情往来，加剧社会交际成本、且易滋生腐败，法律不能无原则地纵容这样的人情腐败。在法理上，反腐败理应“零容忍”。更何况，收受礼金只是受贿的一种表现形式。若此罪成立，也许刑法修正就没完没了了。比如，对众所关注的性贿赂问题，是否也得修法新设个“性贿赂罪”？近年来，“雅贿”流行，是否还得修法新设个“雅贿罪”？本来都可归入受贿罪的，又何必以列举的方式来徒添立法之累。
（作者是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