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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学，不仅对个人品格养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建构，起到价值观的奠基与导引作用
在博富的传统文化中，有些是在物质贫弱基础上履行建构使命的，无意中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将精神富有与物质富有对立起来。在现代社会，这种思路应予扬弃，否则，阿Q式的悲剧，就不只是个体性的
既弘扬传统文学之精华，又符合我们国家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身份地位，文学在新世纪履行建构使命时，应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新内涵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当今之世，物质财富的拥有量与民族文化的影响力，是一个国家实力和地位的两大标志。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其建构过程贯穿社稷变迁与人事代谢，其建构载体则包括关涉人心品性的所有精神形态及其表达。
绵延几千年的中国文学，贯穿始终的，就是肩负建构民族精神之使命。传统文学以养护人心、培育人格见长，尤其高扬个人操守与民族气节。文学发展到今天，其建构使命正面临变局，以往薄弱的物质基础已得到实质性改观。因此，既弘扬传统文学之精华，又符合我们国家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身份地位，文学在新世纪履行建构使命时，应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新内涵。
传统文学对个人品格的建构
在威逼利诱前不变节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华传统文化里，社会的治理与发展，离不开个人品行的养成和提高。文学对民族精神的建构，也正由此入手。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既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更有“智者歌其思”寓于其间。所思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运用“比德”方式，塑造当时社会朴实的理想人格。《诗经》涉及玉的篇目多达30余首，以玉之高洁，比附人品之典范。出自《卫风·淇奥》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意是讲有修养、有文采的君子，就像切磋、琢磨后的玉器那般晶莹典雅。与赞美有关的汉字，无论指涉人还是事，许多带有玉字偏旁，其用意就是肯定、赞美对象具有玉石般高洁的品质。
人品之如玉，不惟高贵，更体现为不容玷污，拒绝同流合污。“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在周敦颐的《爱莲说》中，“比德说”得到进一步升华：真正高尚之人格，恰似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这种人格，经得起各种挫折和磨难，在任何威逼利诱前都不变节，能够永葆本色。翻看上下几千年的文学史，赞美岁寒三友松、竹、梅，或称颂四君子梅、兰、竹、菊的篇什，随处可见。这种“比德”“比兴”实践及其对民族精神的建构，既是从上古到当代的中国文学史的艺术要素，更是融入文学活动全过程的经纬线。
与此相应，作为文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在理论的源头处确立了文学的基本观念，赋予文学建构使命，其核心要素就是励志，尤其是言志者的自励：文学对人品的建构，首先体现为作者自身节操的砥砺。传统文论中，无论是对创作经验的总结，还是对文学接受的指导，作者的人品始终处于重要位置，并由此生发出中国文学的另一个基本观念——穷而后工，目的就在于强调文学砥砺人格的重要性，隐喻“砥砺不足者无望其成”之意。这一文学观念是在千百年积淀中形成的选择性“集体认同”。
中华文明史上的典范人物，其人品无不与文学的建构要旨相契相合。像“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的颜回，他们千百年来之所以始终为后人景仰，首先就在于人格的高尚与坚定：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面对怎样的威胁和诱惑，他们心中的信念决不动摇，自身的节操稳如磐石。
传统文学对民族意志的锻造
在强敌入侵时不屈服
民族意志是众多个体精神品格的凝聚。文学使命的履行，围绕这两个纬度进行。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学，不仅对个人品格的养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更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建构，起到价值观的奠基与导引作用。历史上，中华民族面临强敌入侵时，总能升华坚韧的民族意志，决不屈服，奋起反抗，保家卫国。值此期间，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迹不计其数，相伴而生的诗篇，惊天地动鬼神。岳飞的《满江红》所代表的民族意志，就是面对强敌入侵，毫不畏惧，秉持必胜信念，敢战善战，精忠报国。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在那种时候，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像岳家军那样上阵杀敌，报效国家。文天祥的《正气歌》千古传唱，它所代表的民族意志则属于另一类型：尽管身陷囹圄，面对强敌的威逼利诱，决不屈服，视死如归。
在这方面，民间文学的建构之功相当突出：坊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演义，首推杨家将、岳家军。它们并非历史的真实写照，而是在铸造不畏强敌的民族精神，通过感召广大民众，化育普通百姓，为熔铸钢铁般的民族意志，打下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强调，“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融合过程中，围绕着更替与离合，少不了纷争和流血，涌现出无数义无反顾的殉道者。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视野与思维，已足以在高度肯定历史人物的同时，对其当代意义予以重新阐释。金庸在这方面具有特殊意义：他以武侠小说形塑民族精神，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判断标准，由对殉道者的一般肯定，转为天下苍生是否真正脱离苦难、是否得到休养生息、是否能够安居乐业。
当代作品中，铸就民族意志的优秀之作尤为醒目。抗日题材电视连续剧《亮剑》继承传统文学所塑造的个人品格与民族意志，面对强敌，一定要迎上前去亮剑！哪怕倒在对手剑下，虽败犹荣。正是凭借这种亮剑精神，八年抗日战争，虽然我们面对的日本侵略者拥有绝对优势的武器装备，但结局却是鸦片战争以来，在抵御外敌入侵过程中，中国人民第一次获得完全胜利。亮剑精神，是中华民族反抗强敌入侵时，个人品格与民族意志高度凝聚的生动写照，是新世纪文艺弘扬民族精神的经典创造。
传统文学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在全球交往中不被动
过往不少文学作品是在物质贫弱的基础上履行建构使命的，它所着力建构的主体，多为贫穷的一方、弱小的一方。我们正在告别贫穷、告别弱小，也就意味着，当今文学履行建构使命的基础，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除了继承传统，还需积极探索文学使命的新导向。如果说，传统文学所建构的民族精神，有一个重点，就是激励穷人和弱者如何生存和发展，今后的建构重点，则需包含引导公民身份意识的转换，在与世界其他国家与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无论贫富强弱，均坦然相见，不被动。这一新的建构目标看似简单，个中内蕴实则兼具基本层次与最高境界：古往今来，国际交往中不被动或少被动的一方，多属于富强者。
告别贫穷和弱小，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而是在与当今地球村其他居民、其他文化打交道的过程中进行的。其间如何避免被动，我们的文学乃至整个文化，并没有现成的建构经验可供继承和借鉴。决不放纵物欲，决不惧怕强敌，是传统文学所着力建构的民族精神内核，当然要继续弘扬；但是，如果不能顺应时势，认清已经发生的身份变化，只以贫弱者思路行富强者之事，在全球交往实践中，公民的日常举动，难免出现违背初衷乃至意想不到的变形，从而造成本可避免的被动。
回望文学史，建构重心的转向，在五四时期就颇具规模。今日看来，鲁迅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展示贫弱者的可悲、可怜与可怕，更在于指出，必须铲除“精神胜利法”那样的心魔。由于某些传统文化是在物质贫弱基础上履行建构使命的，因而无意之中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将精神富有与物质富有对立起来。在现代社会，这种思路该扬弃了，否则，阿Q式的悲剧，就不只是个体性的，而是社会性的了。
如何做富者与强者？自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以来，西方文学历经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比我们更早体验人性深度、潜意识的无限性及其各种变形，更早经历社会生活节奏变化对人性的巨大挤压及其反弹……这种“心灵演化”的效用，体现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就是有经验的一方会比新手更少被动性。由此反观好莱坞电影，其核心元素当然离不开传播西方价值观念，但有一点却常常为世人所忽略——它实际上是在训导公民如何长久地做富裕者和强大者。比如，一定要非常警惕以高科技为基点演化出来的恐怖分子、无法预知的大自然灾害、实力远在人类之上的外星人……对于不可预知的未来而言，这些“心灵演化”对公民精神的建构，其实也含有避免被动的意味。
“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是习近平同志对全国文艺界提出的要求。中华民族的精神建构，已绵延数千年。过去我们能够做到贫而不弱，现在更能避免富而不强。文学大展身手，正当其时。
（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