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办法（修订稿）》日前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办法（修订稿）》将模糊的听证范围具体到市政府每年初公布的“听证目录”，删除了听证代表“有义务奉献精神，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要求。（9月23日《南方都市报》）
奉献精神，当然是一种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精神。雷锋、焦裕禄等等，都是奉献精神的代表。因此，奉献精神一直就是社会主流的价值准则。每一位社会公民，都应该热爱人类热爱社会，努力做好每件事情，为社会做出更大的奉献，或者奉献更大的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层面价值准则中的“敬业”，就有“奉献”的内涵。没有奉献精神，谁能做到爱岗敬业啊？所以说敬业精神的核心内涵，就是指无私奉献的意识。
但是，真理多走一步就是谬误。在某种特定场合比如“听证”，你讲奉献，就显得不伦不类，悖离了原来的初衷。
听证制度不是我们首创，是一个泊来的形式。但因为它有着文明公正的基因，因而成了各国共同的追求。在我国法律中，1996年3月通过的《行政处罚法》，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听证制度做了规定；1997年通过的《价格法》和2000年3月通过的《立法法》，又对价格决策和地方立法听证提出要求。此外，中央和地方的很多政府部门制定了专门的听证程序或规则，听证在价格决策、地方立法、行政处罚、国家赔偿等诸多领域，已经被广泛采用。无疑，法律法规关于听证制度的规定，加速了听证程序建设和听证制度的推广。
为什么需要听证的程序？因为程序正义往往能保证结果正义，反之就会出现不堪的局面。其中一个原理就是，行政机关提出决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行政相对人对此提出质疑和反诘，甚至是激烈的辩论，从而使各方意愿得以表达，各种诉求得以陈述，各种博弈尽量展开，最终求得“最大公约数”，使反馈更趋真实可靠，使决定更趋公正合理。——这就是“听证”的本义。
不难看出，被邀出席听证的人员，如果和决定事项没有利害关联或者关联不大，或者虽然存在关联，但他只讲奉献精神，既不坚持阶层利益，也不提出个人意见，只在会上热烈鼓掌、举手通过，这样的听证徒有虚名，这样的代表枉为代表。因此对听证代表提出“有义务奉献精神”的要求，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要求。好比炎炎夏天，你非让人穿着棉袄。不仅包裹身体，而且包着内心，不让人家展露心扉。这样的听证有用吗？以往那些“逢听就涨（价）”的听政会，不是因此而广受诟病的吗？
再者来说，要求听证代表“有义务奉献精神，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本身就缺乏标准难以衡量，而听证代表的选择，就是要选那些决策影响到利益的人群的代表，这与热心公益、有无奉献精神有何关系？相反倒与能否表达群体意愿关系极大。从这点上说，删除所谓“奉献精神”，才是对“听证”本义的回归。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