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酒身亡何以成了“因公牺牲”？

　　今年初发生在安徽祁门县的一起民警“喝酒致死”事件近日浮出水面。7月28日，祁门县公安局与意外身亡的民警朱璘亲属就补偿事宜达成协议并签字。但由于朱璘父母没有明确放弃对县公安局其他民警的民事追偿权利，目前县公安局已经中止付款。（8月7日《南方都市报》）

　　对于这起纠纷，死者家属与公安局方面显然是各有各的委屈、各有各的说法。

　　公众也许并不关心双方的是非曲直，但显然无法忽视这样一个问题：明明是陪酒身亡，何以能够按“因公牺牲”的标准来赔偿？这其中存在的一个悖论是，如果认定该民警是在工作期间因陪酒身亡，那么按照相关规定，这属于明令禁止的违规行为，既然违规在先，何来“因公牺牲”？“牺牲”两个字是否太过廉价？而如果该民警是在工作时间之外饮酒，其行为当属个人权利，但与其职务行为无关，属于意外事故，当然也与“因公牺牲”八杆子打不着，更没有理由算“因公牺牲”。

　　除了理由十分荒谬之外，县公安局与家属达成的130万元的赔偿款也缺乏最起码的合法合理性。按照公安局方面的说法，130万元的赔偿款中有60万元是“对其他涉事民警的民事追偿，由县公安局先行垫付”。这事实上也混淆了好几个概念。试问，其他涉事民警究竟应该承担什么的责任，这些责任是否能用金钱来追偿？就算能用金钱来追偿，个人责任又岂能用公款来先行垫付？

　　陪酒身亡何以成了“因公牺牲”？这事实上是一种习惯做法甚至是潜规则。尽管禁令不断，但对不少公职人员尤其是基层人员来说，工作期间吃吃喝喝仍是一种普遍现象，很多时候所谓的“公务接待”本身就是工作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现实下，陪酒身亡的民警未尝不是这种不良风气下的牺牲品。家属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谈判资本。当然对县公安局来说，“民警陪酒身亡”也并非光彩之事，事情闹大了对其名誉和形象都会产生极大损伤。于是只能“特事特办”，尽可能用更优厚的条件和更多补偿来安抚死者家属，大事化小。

　　显而易见，在这起“陪酒身亡”的事件中，无论是当地县公安局、当事民警，还是死者家属抑或纳税人，其实都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