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报道，伴随上海在今年年初实行的私车牌照“恒限价”政策，供需之间矛盾再一步加剧，中标率逐月降低。与此同时，“恒限价”促进了一批以“代拍”、“代办外地车牌”的黄牛党的业务，原本为抑制车牌价格过快上涨的新政转眼间成为少数人渔利的工具。（5月21日《中国青年报》）
伴随国内多地城市“限牌”政策的推行，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上海私车牌照拍卖自1994年实施以来，一直就处在各种争议当中。当2004年上海私车牌照均价突破3万元大关时，市政府发言人解释该政策只是“阶段性做法”，10年之后，当上海私车牌照价格突破7万，甚至最高达到9万时，这样的“阶段性做法”是否也该有些变化呢？
城市拥堵是个国际难题，需要进行综合应对。上海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在第一时间出台了“限牌政策”并大力建设公共交通。然而20年之后，上海应对拥堵还都停留在“疏”与“限”两个方面，外来人口的涌入和不断增加的刚性需求，私车牌照拍卖政策的真正效用愈发微弱，与之而来的社会问题饱受诟病。带着“个人关系”、“个人能力”噱头的黄牛党借政策空隙，扰乱正常的竞价秩序，还间接瓦解了成型的“限车”政策，这给相关部门敲醒了警钟。
从长远来看，车辆“限牌”只是“缓兵之策”，毕竟这只是抑制了机动车增长速度，并非减少了机动车总量。以一部分发达国家城市为例，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强化路网管理技术、提高私家车使用成本，这构成了“治堵”的三大手段。而国内基本还停留在控制机动车总量、发展公共交通这一层面，在城市路网优化、交通管理技术方面尚未有好的经验。
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超大型城市，“车辆限牌”只能作为一个可操作的、见效快的行为。但不管是北京的“摇号”还是上海的“拍卖”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北京，一群老年人为了能够增加儿女“中签”的几率，选择去驾校学车考本；在上海，为了能拥有一个车牌，不少人绞尽脑汁，打理各种关系去办理一副外地号牌。很显然，这都不是相关部门出台政策的初衷。
“不怕慢，就怕站”。一座城市若想真正发展，就不能安于现状，必须要“边走边看”，随时灵活应对。扬汤止沸解决得了眼前问题，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车辆与道路的总体平衡必须要始终保持，公共交通的优先地位必须被牢固确立，否则限车再多，车牌卖价再高，打击黄牛力度再大，城市还会堵。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