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与社会共生

　　编者的话：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修泽不久前参加了习近平主席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的重要演讲会。

　　会后，他应邀在欧洲学院等机构作了与“包容性改革论”相关的4场报告。他在欧洲的第一场演讲是《包容性体制的经济基础：混合所有制》。为此，《思想者》专程采访常教授，请他为读者阐述他眼中的混和所有制经济。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价值追求

　　《思想者》：作为“混合所有制理论”的探索者之一，10多年前，您已发表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新课题》的论文，并一直对这一课题进行探讨。

　　在您的新著《包容性改革论》之《经济改革：寻求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一章中，专门分析了《包容性经济体制的基础：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摆脱“斯大林模式”》等问题。您能否结合目前人们存在的疑虑阐述一下，今天再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哪些新的诉求？

　　常修泽：如果说，10年前我主要是从微观产权结构视角来探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话，那么，10年后的今天，则从“包容性体制”这一更高的层面、更宏观的视野，来发掘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分析：混合所有制是公正的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产权基础。经济改革从制度设计来说，应建立一个带有包容性的“公正的深度市场化体制”。其产权基础既不是单一国有制，也不是单一私有制，而是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第二,从社会体制改革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共生”体制的经济支撑。多元资本的相互融合、互利多赢，有利于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以建立“社会共生”的新体制。

　　第三，从政治体制改革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应包括以下几点：A.国家权力的运行、配置、约束和监督机制；B.独立的司法体系；C.反腐败机制；D.社会治理机制；E.混合所有制经济及其有效运转（这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经济基础）。

　　第四，从新阶段全面改革的部署分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寻求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突破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整个改革棋局的关键一步。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

　　《思想者》：您认为，今天民营资本如何进入“铜墙铁壁”般的垄断性行业和特许经营领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是什么？

　　常修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应把握“产权开放”和“产业开放”两大系统。即：第一，推进产权开放，要注重“国、民、外、内(企业内部职工)，四线联动”，实现4种资本融合。第二，推进产业开放，重点是以攻坚“破垄”为主攻方向，促进民营资本以多种方式进入垄断性行业。

　　《思想者》：请解释一下，“推进产权开放，做到国、民、外、内，四线联动”具体是怎么回事？

　　常修泽：简言之，四条线——

　　第一条线，瞄准现有国有企业，吸引民资、外资、内资与国有资本融合，深化国企产权改革；第二条线，立足于现有民营企业，让国资、外资、内资与民营资本融合；第三条线，立足于现有外资企业，让国资、民资、内资与外商资本融合；第四条线，立足于企业员工，实行员工持股。

　　《思想者》：在您看来这4条线的推进，重点在哪里？

　　常修泽：我认为，前两条线是重点，而第一条线是重中之重。两条重点线实际是两种思路：一种是瞄准现有国有企业的“国企改革式”；一种是立足于现有民营企业的“民企发展式”。这两种思路并不是矛盾的和相互排斥的。我在新著《包容性改革论》里面就此提出一个基本观点——“产权体制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民企发展式”、“国企改革式”，都好，看谁的竞争力和适应力更强。

　　马克思说过：大自然具有“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借用马克思这个话，我说，如果把“国企改革式”比作“玫瑰花”，把“民企发展式”比作“紫罗兰”，这两种鲜花不都是颇为芳香的吗？两种鲜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不是更“令人赏心悦目”吗？

　　当然，从国企改革角度看，应关注第一种做法。如何把目前部分国企国有资本“一统”的这个格局打破？现在很需要把国有企业改造为产权多元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这样的国情条件下，做法应该是把“筐”里的国有资本的一部分换成民营资本。这种模式是对传统企业的一种创新。

　　《思想者》：在您看来如何推进产业开放，民资入“垄”的途径又是什么？

　　常修泽：“产业开放”在中国，重点是垄断行业改革问题。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要解决进入“路径”问题。

　　这里我提出以下“四条路径”：第一条，开放“管理服务外包”；第二条，开放“特许经营权”；第三条，开放“新建项目产权”；第四条，开放“垄断企业存量格局”，让民营资本“参股”或“控股”。

　　这4条路径，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逐步地使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从国家未来的走势来看，不排除依然有国有独资的企业，也不排除有独资的私营企业，但是主流的企业应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中国企业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

　　防止混合所有制“异化”

　　《思想者》：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国企改革时曾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

　　于是，当下不少人都在关注如何防止混合所有制的“异化”问题。您怎么看？

　　常修泽：其实，这个问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开始之前发表的《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创新的主要着力点》的文章中，我就再次提出在“产权结构创新”过程中，“会不会有人借混合所有制，侵吞国资，或借混合所有制，侵吞民资？”的问题，同时，表达了我的忧虑和建议：“考虑到目前社会腐败情况，对此我有些忧虑。建议采取措施，提前预防和遏制。”尤其要警惕一些腐败分子“假借改革以营私”，然后“倒打一耙”，把“异化”的帽子扣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制度设计上。

　　为此，我以为要严格把好四关：资产评估关、价格确定关、交易透明关、资金到位关。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混合”变成个别人“浑水摸鱼”的机会，不仅国有资本不能被侵吞，民营资本、外商资本、职工股本都不能被侵吞。对此，要规范运作、一视同仁。

　　所以，我主张建立“社会共生”体制。

　　《思想者》：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利益大调整的历史时期。您曾分析说，中国社会已开始分层,至少雏形已经出现;甚至有逐步固化趋势,比如说中低收入者难以向上流动。某种程度上已成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事件爆发的内在因素。在此情况下，如何寻求社会各阶层的共生之路？

　　常修泽：我在《包容性改革论》中提出并阐述了一个概念：“社会共生”。我觉得，中国当前需要的不是虚幻的、高调的“社会美妙”理论，而是实在的、大家都有活路的“社会共生”理论。围绕“社会共生”这一核心理念，我阐述了3句话：“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

　　“社会共生”中的穷人与富人

　　《思想者》：我们看到：许多媒体转载了您的“社会共生”这一理论观点。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

　　常修泽：3句话：“用社会兜底机制稳住穷人，用产权保护机制留住富人，用社会活力机制培育中产”。

　　第一，“用社会兜底机制稳住穷人”。习近平同志在比利时欧洲学院的演讲中说了几个重要的国情数据：中国城乡低保人口有7400多万人，残疾人8500多万，另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两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差不多相当于法国、德国、英国人口的总和。对此，没有兜底机制，行吗？当前先要编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安全网”，要兜住。在“安全网”能兜住的情况下，再说“社会美妙”的东西。

　　第二，“用产权保护机制留住富人”。这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有一句话讲得好，它突破了原来的界限，原来是“公有财产不可侵犯”，后面是“句号”，这次改为“逗号”，又加了一句“私有财产同样不可侵犯”，特别强调了“同样”两个字，“同样”两个字很有分量。

　　第三，“用社会活力机制培育中产”。这是“社会共生”的中心环节。参照有关社科研究机构分析，估计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只占总人口的25%～30%，逐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刻不容缓。

　　虽然关于“中产”的界定，无论学术界还是百姓的主观感受，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被公认为是最稳定的社会结构。因此尽可能地减少极端贫困人群和极端富裕人群，努力扩大中产阶层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现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布近似“金字塔”结构，在奔向“橄榄形社会”的道路上，中国还要走很远的路。

　　《思想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