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岁月”号客轮沉没事件，造成多人死亡和失踪。韩方认为事故或因紧急调转船头造成，执航的代理船长负有重大责任；有逃生的乘客质疑船员应变多番失误，在船身刚开始倾侧时仍没有向外求救，又多次以广播要求乘客勿动，待海水涌入船舱后乘客已无路可逃。最关键的是，船长被指遇事后自行逃生，弃乘客于不顾。船长亦承认弃船先逃，并哭泣道歉：“对不起乘客，对不起他们的家人。”
面对沉船事故中生与死的抉择，这位船长弃船而逃的行为，引发了社会的热议。一方面是千夫所指，另一方面也有同情之声。就像有网友说的：大家都是一条命，船长的命并不比别人更贱，没理由要求船长只能以死陪葬；交通事故中，只要有乘客死了司机没死，难道就是罪过吗？
不过这个比喻并不贴切：交通事故一旦瞬间发生往往无可挽回，司机正确处置的价值，往往在事前而不在事后；相比之下，沉船事故都有一个过程，船长正确有效的事后应对，能够起到救命的效果。这起事故中，人们所愤愤不平的正是事故发生后，应急处置的错误浪费了最后的逃命机会，比如没有及时发出求救信号，比如要求乘客勿动傻等海水涌入。而之所以会发生这些致命的错误，人们难免会与船长弃船逃跑的行为发生联想。
紧急避险原则为人所熟知，很多人之所以同情逃跑的船长，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大家都是为了自己保命，不去救援他人甚至抢夺他人生存机会来救活自己，即使在道德上是大错，但在法律上也应该无罪。这就像希腊哲学家卡纳安德斯提出的著名的“卡纳安德斯之板”难题——航船沉没后两人争夺只能负载一人的木板，最终结果最可能的就是体强者将体弱者推开而致体弱者淹死。
在上述情境下，无非有四种可能性：一是其中一人舍己为人；二是其中一人舍人为己；三是二人互让同时死亡；四是二人互争同时死亡。第三种和第四种无疑是最差的结果；第一种情况建立在高尚道德基础上，可遇不可求；若将第二种情况视为犯罪，就是对人以第一种情况相要求，而且结果很可能变成第三种情况。刑法不能强迫人们作出牺牲，不能将英雄主义强加于人，因此尽管第二种情况不道德，也应当承认是紧急避险而不负刑事责任。
但是请注意，紧急避险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船长这个职务有义务保证乘客安全，这是他的职责，负有相应义务的人，不能以此推卸责任。如果紧急避险原则泛滥适用于所有正在履行职责的人，那么，警察面对罪犯可以逃跑，消防员面对火场可以退却……臭名昭著的“让领导先走”，似乎也可以获得凭据。这显然是很荒诞的。
回到韩国船长这个情况，事实上，国际法中就有“船长临危脱逃罪”：这个罪名指的就是当船舶在海上发生事故，危及在船人员和财产安全时，船长先行逃离船舶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可以判刑责的。而韩国《船员法》第11条规定“船舶遭遇危险时船长应谨慎救助人命、船舶及货物。”第132条规定：“船长违反第11条的规定，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
沉船事故中的船长弃船逃跑，比地震发生时的老师“范跑跑”，性质要恶劣一百倍。为什么当年“范跑跑”事件中的舆论愤慨，到了韩国沉船事件中的船长先逃，反而变成可以理解和谅解了呢？显然，公众对此尚未形成普遍的价值认同，而是满足于“看人下菜”。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这个信号也警示我们，健康的价值观、法治观念、职业素养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更是一个紧迫的任务。
（责任编辑：张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