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建立官邸制：我国领导干部
住房制度改革的趋势 “官邸制”作为一种官员的住房保障制度，既是中国古代官员住房传统，也是西方国家目前多采用的官员住房制度。我国自秦汉起，就已经开始向异地任职的官员提供住房，并在当时实现了制度化。在国外，官员只能在任职期间居住在官邸，不享有对官邸的所有权。我们认为， “官邸制”应成为我国领导干部住房制度改革的趋势和方向，通过建立和完善“官邸制”， 规范领导干部的住房供给，遏制住房腐败现象，促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和清廉政府形象的塑造。
(一)立足我国国情，与行政体制改革同步推进
当前，随着我国干部交流和异地任职的不断增多，原有的干部住房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形势需要，加之领导干部住房腐败现象日益显现， “官邸制”改革势在必行。建立“官邸制”必须充分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虽已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收入仍较低，政府部门更要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进一步压缩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带头过“紧日子”。因此，“官邸制”的政策设计要以尽量压缩行政成本，减少行政支出为基本原则。同时，还要与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和干部领导制度改革同步推进。总之，“官邸制”必须充分与国家大政方针保持一致，紧密配合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从而促进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实现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的良好局面。
(二)制定完善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官邸制”实施方案
制度问题带有全局性、长期性，因此，“官邸制”的制度设计必须完善而具体，实施方案必须包括明确范围、资格条件、使用规章、退出、建设资金、标准、所有权等信息。我们认为合理的中国特色的官邸制人员适用范围宜限定在：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其他政治局常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二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书记、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以及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三是市、县(含县级市)两级的书记、市长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四是异地交流的领导岗位如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公安厅局长等。如果不属于异地交流任职的官员，可以执行正常的房改政策，不属于适用官邸制的范围。国家应当根据各地经济发展和房市状况，分档规定各级官员的“官邸”标准，对于超过住房标准的，超额部分必须由本人承担。同时，设立专门的“官邸”的建设资金，同时引入社会力量进行建设，并对所有资金的使用支出情况进行严格的审计，保证资金真正落实到实处。在具体的实施方案中，必须对官邸的使用权限和退出机制作出细致的规定，防止官员在升迁或异地任职后仍然占有原有“官邸”，切实保障“官邸”的有效利用，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三)加强官邸制度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加大住房腐败惩治力度
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官邸制”监管制度，包括建立领导干部住房申报制度及住房档案，加强动态管理，对多占住房的要限期清退，逾期不退的，除按市场标准加倍收取租金外，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及程序交由纪检监察部门严肃处理。在对住房腐败的内涵、性质和形式进行准确界定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和健全惩防并举的干部住房监管制度体系，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和房地产建设管理部门联合监管，多方联动才能真正起到监管的效果。同时，加大住房腐败惩治力度，尽快建立和健全领导干部住房腐败问责制度，明确住房腐败的问责对象、程序、内容、方法和责任追究范围。针对当前干部住房腐败形式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对各级领导干部现有住房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清理，查明住房情况，分类解决。
(四)建立领导干部住房信息公开制度
只有建立有效的领导干部住房信息公开制度，才能充分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一是要制定并向社会公开不同级别领导干部的“官邸”标准，公开干部购买或建造住房的申报和审批程序，以及违规超标占有或建造住房处罚的具体规定。二是要规范干部住房公开的适用范围，明确干部住房信息公开的内容，畅通群众对干部住房腐败的投诉举报的反映机制，切实保障群众对干部住房监督的权利。三是在建立干部住房状况定期检查登记制度的基础上，及时公开干部购置、建造、交易、租赁住房的实际状况及其资金来源等相关信息，保障群众对干部住房的知情权。
总之，建立我国领导干部“官邸制”住房保障制度，必须根据我国领导干部的住房现状，结合国情，在保证政府机关工作稳定和不超出财政可负担范围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将领导干部住房保障制度与反腐倡廉工作结合起来，构建一种新型的、科学的，有助于约束领导干部廉洁行政的住房保障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