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积分进城”，为何会有争议？

　　武汉市近期召开的全市农村工作会议透露，武汉市将在中心城区探索试行外来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这一消息也再度引发社会对农民“积分进城入户”的关注。各地“积分进城”推进城乡户籍逐步融冰，引来阵阵掌声之余，我们更应关注夹杂在其中的争议声。

　　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根据其知识水平、技能状况等指标积分，达标准者即可获取所在城市户口的“积分进城”制，并非新兴政策。2010年，广东省先行探索“积分进城”，两年间共有33.8万流动人口获得广东城市户口。此后，上海及江苏部分地区陆续推出类似“积分享受同城待遇”政策，帮助一大批农民工实现“进城梦”，因此获得各界掌声不断，并被呼吁尽快在全国推广。

　　在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管理制度约束下，长期以来农民唯有借助上大学、嫁进城、购住房等少数渠道，才能获得“金贵”的城市户口，享受到子女教育、医保社保等城市公共福利。现行的“积分入户制”，无疑为渴望进城的农民群体，打开另一道通过自身劳动即可获得城市户口的“户籍流动”大门。在当前农民进城医院强烈和城市公共服务承载有限的情况下，这项被誉为“破冰”政策模式，也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稳妥推进大城市户籍改革的主渠道。

　　掌声不断之余，夹杂其中的争议声更应引起关注。这些争议主要体现在：一是积分制造成“有条件准入”，带来新的“学历歧视”、“收入歧视”等人为不公；二是进城指标太少，积分指标过高，成为“墙上画饼”难以企及。如深圳市2014年积分入户政策中，高中学历没有积分，义工服务最高不超过5分，个税缴纳超过3.5万元可获30分积分等规定，出台后便饱受诟病。

　　理性分析，“积分进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争议声，绝大多数都是起源于政策背景沟通不足，以及指标设定过程缺乏透明与公众参与不足所致。这些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不仅容易使“积分进城”政策的民意支撑大打折扣，缺乏透明和公众参与更容易导致政策执行中脱离原定目标与轨道。

　　关注掌声中的争议声，首要将充分沟通与全程透明落到实处。为何制定苛刻的积分限定条件？需要政府部门充分解释城市公共服务的不足，标准门槛过低放将带来的不利影响；积分指标体系制度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合理？需要制度执行部门说清楚指标体系制定背景与前期预测等理由；面对公众指出的不足，则更应及时吸纳合理意见进行调整。

　　关注争议与质疑者，才能在利益调整过程中形成社会认识“最大公约数”。“积分进城”这一寄托数亿农民“进城梦”的惠民政策，需要在操作者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与申请者、监督者沟通协商，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如此才能获取更多掌声和形成更大共识。（作者系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