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是身份的象征,集文化艺术价值、现实价值和收藏价值为一体,玉能养人,人能养玉,经常与玉接触能促进玉与人的物质交换。”说起玉石,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顿感精神,眼睛发光。1月6日,有媒体报道,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中央纪委查实了倪发科的受贿问题,其收受大量玉石,占受贿总额近八成的事实也浮出水面。(1月7日京华时报)
在倪发科案中有一个细节。被查办后倪发科对自己的腐败行为给出的理由是,“后来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快到点了,提拔没有希望了,再加上受到一些消极现象的影响,思想随之发生了变化,将重心从工作转移到为退下来的生活做准备。(开始大收特收)”这个理由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倪发科生于1954年,在他开始疯狂逐利的2010年约56岁,从常理上说快60岁的副省级确实“提拔无望”,但副省级已经属于位高权重,在百姓眼中已算“光宗耀祖”,在副省长位置上“不满足”、提拔不了就以“收受贿赂(玉石)”来弥补,这本身就说明倪发科从政、当官是完全基于个人功利目的的,而不是真正为民服务。
官员是“人民公仆”,周恩来总理曾说过官员都是“人民勤务员”。无论是“勤务员”还是“公仆”,都是为民服务的一分子,无论官大与小,无论职务级别高于低,本质是一样的。如果倪发科能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恐怕不会因为“提拔无望”而纠结,更不会因为“提拔无望”的心理失衡。思想上的定位偏差,为官心理上的扭曲,导致倪发科潜意识里认为“做官”是为个人“牟利的”、做官是来“发财”的。于是乎,有着这样的心理不涉贪腐哪有可能?
官员之路是一条清廉之路,也是一个真正全心为民和没有私利之路。早在民国时期的黄埔军校就有对联为证:“升官发财莫走此路,贪生怕死莫进此门”,这是对为官者的操守警示。官商本是两道。上世纪80年代,习近平在柘荣县考察时就曾告诫官员:“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去年3月,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也说过:“自古有所谓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所以说,倪发科的腐败和倒台是必然的,倪发科是将官场当成“生意场”看待的,他是将自己混同于珠宝商和疯狂的敛财商家来定位的,他拿手中的权力就是“待价而沽”的。他的落马不出意料。
倪发科的腐败劣迹有典型性,他在收受的巨额贿赂中竟然总额近八成是玉石,堪称“雅贿型官员”的典型。但倪发科个案的“偶然性”又与“环境因素”有关。倪发科为何时时想着“提拔”?不提拔就不是为民服务了?倪发科为什么一旦提拔无望,就立马产生“补偿式捞钱”心理?这些与官场风气和官员整体思维定势有关。在官场中大量官员存在“为利做官”心理,大量官员注重的是高官位之下的高权力,而不是看重的哪个岗位更能为民服务。这样的心态一旦形成群体性效应,对官员的侵蚀将是严重的。事实上,不仅官员存在“官越大好处越多”的认识,一些百姓和普通人群也是这么认为的。如果倪发科不是“副省长”而是“副科长”,矿产商和开发商还会不会给他送玉石?“一掷千金”式的“送高达百万元的玉石贿赂”之下,不过看重的是倪发科手中的权力,以及权力之后的私利而已。倪发科腐败和落马有必然性,因为一些地方官员生态不好,官场风气不好,稍稍缺乏自控能力的官员都有可能被腐蚀。权力监督问题不解决,官场生态不改观,今天查获了一个“屯玉石”的倪发科,明天还会产生一个聚敛古玩字画的“刘发科”。这才是最值得警醒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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