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通过：经改·政改

　　改革已过而立之年，改革不断走向深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回答了重大改革问题，对于国家发展前途将产生深刻的决定性影响。

　　《决定》基于全面的改革框架，将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之间串通起来，采取统合与分解的方式，展示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内在紧密联系，让人们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关联性，明白经改与政改在难解难分、相辅相成中不断交织前行的内在逻辑。

　　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初讲：“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回眸改革，当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启，高度集中、政经混一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迈向了深刻的政治变革的转型之道，而且改革没有回头箭。

　　《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更好地明确政府职能，限定政府的履责方式。这些方面正是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重要内容，所以当改革纵深推进时，经改与政改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界线。

　　明晰的产权关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当经济产权回归个体而后按需要自发扩展到公共的产权关系和政治权益时，以权力制约为核心的政治运行机制会应运而生，政改会在水到渠成的情况下进行，否则上层建筑很难适应社会发展。正因为这样，经改的牵引作用才能体现出来。

　　首先，从制度层面上看，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需要一系列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支撑，制度体系的组合协同关系也更加紧密，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本质上统归于制度变革，从不同视角看，深层次的制度既可分为经济体制范畴，也可分为政治体制范畴。

　　其次，问题是驱动改革前行的总动力，而问题又来自改革中破旧立新的不协调和不到位，当真正回归到问题导向下的改革时，就能打通经改与政改的界线，超越狭隘僵化的政改思维，实现改革范式的突变。经济转型为何难？难在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不当和过度干预，难在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不到位。社会活力哪里来？来自给予劳动者、创造者公平公正的回报机制，来自对有形与无形之手操纵一连串不合理收入和资源转移的有效控制。当改革进入这样的深水区时，改革的探头已经触到隐埋深处的“宝藏”放射的光芒。全面推进深层的制度变革，制度势差将再次释放激动人心的制度红利。

　　最后，从更高的层面看，权利体系的回归与再造，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经改与政改的重要部分，更是国家治理变迁的重要动因。约拉姆·巴泽尔在《国家理论》中，从政府行为角度，将国家范围定义为政府职能活动与社会交接的边界上。依此理论观察，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改革，国家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治理模式随之并将持续发生相适应的改变。在国家治理转型的大视野下，从经改到政改，一切都会沿着应有的逻辑路径顺理成章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