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宇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定，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启动对广东来说，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广东，还有哪些硬骨头要啃？记者就此专访了广东省政府参事、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
本报记者 谭敏
《决定》肯定广东探索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您认为最具有突破性的改革是哪些？
陈鸿宇：我认为明确了深化改革的根本思路是最大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了市场化取向是改革的基本方向，强调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今后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国家事务的所有方式，都必须随之进行变革。政府主导一切的思维必须改变。
二是明确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把公平正义和民生福祉联系在一起，是个重大突破。凡是阻碍社会公平正义的体制机制就是我们深化改革的对象，改革就是使所有社会成员更多更公平地共享发展成果，这样就使我们对整个改革的逻辑起点有个全新的认识。
记者：《决定》对广东的影响何在？
陈鸿宇：《决定》对广东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创新都有重大影响。《决定》肯定了对35年来我国改革实践的成就，其中也包括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的好经验、好做法。基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广东明确提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所有矛盾和问题，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政府职能一方面越位错位，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另一方面严重缺位，没能发挥好其应有的公共服务和纠正市场失灵的作用。因此，新一轮改革要从转变政府职能入手，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重点，去取得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新突破。广东这些提法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是吻合的。
记者：现阶段广东的优势和机遇在哪里？
陈鸿宇：广东的先发优势并不在于经济总量能否保持全国第一，而是能否保持勇于探索的锐气，继续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行地。现阶段广东有很多方面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比如，广东经过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下放、取消、转移三种方式，已解决500多项行政审批项目。这对已经固化的利益格局是一个巨大冲击。
再比如，在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激发社会活力方面，广东近年的实践也是比较突出的。广东在全国较早做出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各级党委政府建立社会工作委员会。在推动社会事业的发展，特别在推动底线民生、基本民生和热点民生的举措是比较得力的。广东明确提出建设幸福广东的目标，并有主观和客观的监测考核体系。另外，各种社会组织发展相当快，社工队伍和志愿者组织的建设比较好，许多社会组织已逐渐承担起政府购买服务和委托服务的作用。这些都是广东领先于全国的地方。
可以说，广东的优势就是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但这一优势能否保留，还在于广东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能否有新突破。比如广东的国有经济能否在更大规模地转型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上率先试水？又比如体现教育公平，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校长教师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等举措，教育质量普遍较高的广州能否率先试行？
记者：《决定》在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提出了两个要点：第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第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现阶段广东如何来平衡二者的关系？
陈鸿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根本方向。广东应该果断摒弃“政府主导”经济领域的传统理念，清理妨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机制，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一是撤销各级政府及机构直接拨付给少数企业的财政补贴，取消厚此薄彼的审批“门槛”，将政府对少数企业的直接拨款，用于建立所有企业均能享受的企业（产业）发展服务平台。
二是停止由政府机构授予企业的名目繁多的“荣誉称号”，政府不再直接为企业的经营行为“背书”，将此类职能转移给包括消费者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
三是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中，不宜简单地以精简多少部门或多少人员编制作为衡量改革成效的标志，而应该一手抓横向的“调机构”，及时纠正“越位”、“错位”的部门的行政资源（包括人员编制、行政经费、领导职数等），调整到“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的相关部门，如食品药品、安全生产、质量等监督部门以及民政部门、社会保障部门等；一手抓纵向“调重心”，将行政资源的配置重心逐级下沉，充实和加强为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基层政府和基层部门。
国企应承担公益性投资
记者：《决定》提出“把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对广州民企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如何保证国企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陈鸿宇: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的国企实力壮大较快，客观上形成民营经济没有国有经济发展得好、上规模有影响的民企不多的错觉。按照《决定》的要求，国有经济要继续发展，也要更快培育广州民营经济发展。
怎样保证广东的民营经济参与国企改革，甚至组建非公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我认为只要规范运作，不管什么资本，都是平等的。各种资本互相参股，利益共沾，风险就共担了。以后，纯国有企业会越来越少。国有资本要更多投入到公益企业上。比如，在交通领域，外商独资、民间资本只想投入到车流量大、回报多的地方，山区的路就没人投资，国企就应当承担这样带公益性的投资。但是，对广百、广汽这样直接进入竞争领域的国企，则可以走向现代企业制度，鼓励员工参股，将市场化改革渗透到每个企业的内部。
用入股让农民获利
记者：广东很多地方早就存在以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等形式自发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隐性土地市场。广东是不是在这方面能享受到的政策红利比较少呢？
陈鸿宇： 珠三角一些已经实现土地流转的先发地区，早就获得了红利，接下来的发展不再靠土地，而要靠服务业了。广东广大地域的“三农”问题还远未解决，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使农民真正从土地流转中获益这方面的政策红利还有待释放。真正的土地流转，必须保障公正透明，让农民的财产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土地出让我倾向于用入股的方式，这样土地确权后，就不存在把土地越分越小的问题了，就可以把土地的财产权利固化下来，避免农村基层组织对土地流转的过多干预。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