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我国金融发展要结合“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周期”、“国家经济崛起周期”和“货币金融替代周期”，全面支持完成产业升级、经济复兴和货币金融崛起，努力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第六个长周期”中的核心国家——
即将举行的G20领导人第八次峰会上，我国领导人将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一道，探讨进一步改善全球治理，特别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进行进一步改革，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更趋合理有效。笔者以为，中国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明确树立“大金融”发展战略，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经贸舞台上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自18世纪后期发生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大体上经历了5次长周期，每一个长周期都对应着一次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发展，进而引发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多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往往会诞生集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金融优势于一身的新兴超级大国。
根据上述理论推算，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个长周期的转折点，第六个长波即将展开。如果从更长期的视角看待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大国的金融崛起几乎总是与其经济崛起同步实现。对中国而言，未来40年金融发展要结合“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周期”、“国家经济崛起周期”和“货币金融替代周期”，全面支持中国完成产业升级、经济复兴和货币金融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第六个长周期”中的核心国家。
当前，我国传统模式下的高增长态势难以持续，未来5年至10年必须深入推进各项改革，完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过程中，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全面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并充分体现其战略导向。
为完成上述目标，中国的金融发展应着力构建理论基础、价值基础、实践基础。这三大基础的有机统一，将构成“大金融”战略的理论支柱和核心价值体系。
从理论基础看，中国作为一个开放发展的大型经济体，金融体系的改革发展必须在科学总结全球主要国家金融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宏微观金融理论的系统整合，总结梳理出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若干基本规律，并以此作为整体蓝图和实践路径设计的基本理论依据。从价值基础看，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树立扎根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价值理念。只有将资产增值、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建立在真实的财富创造基础上，才能实现惠及民众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从实践基础看，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要将全球金融发展的普遍规律，和自身特有的“国家禀赋”有效结合，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产业模式和制度框架。
上述基本原则构成了开放条件下中国新型金融发展观的核心理论基础，其关键在于通过将理论的有效性、价值的真实性和实践的务实性紧密结合，塑造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整体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中国金融发展的整体蓝图以及对应的实践路径可以从内部发展、外部发展和宏观管理三方面予以概括。
首先，内部发展主要包括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构建高效而稳定的现代金融产业体系，二是如何实现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有效结合。前者的实践路径为：形成与中国“国家禀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结构，构建统一高效的市场化利率体系，稳步推进金融业混业经营；后者的实践路径为：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总量和结构协调，形成与产业升级相适应的金融支持体系等。
其次，在对外发展方面，主要目标是要在效率和稳定综合平衡的思路下，积极审慎地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具体的实践路径：一是通过合理的“开放保护”和适度的国家控制，在确保宏观金融稳定的前提下，顺利实现资本账户的渐进开放；二是根据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对外战略，结合资本账户开放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际进程，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全面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
最后，在宏观管理方面，主要目标是全面建立和完善基于宏观审慎的金融调控体系，同时加强金融失衡的早期预警。具体的实践路径：一是要通过构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和金融监管“三位一体”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有效确保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稳定运行；二是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稳定监测和危机预警机制建设，通过构建中国的“金融均衡指数”，前瞻性地发现各种潜在的问题，并为宏观审慎管理提供及时准确的早期信息。
总体看，上述关于中国金融发展蓝图的勾勒，可以基本概括现阶段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基本问题和政策议题，而实践路径的选择则体现了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效结合，有利于确保金融改革和发展始终沿着效率与稳定的动态平衡路径持续展开。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