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经济参考报》题为“中国癌症村再调查”的报道，引起人们对这一现象的再度关注。部分专家学者惊呼，地下水污染问题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些地区癌症呈现高发态势，甚至出现“癌症村”，即被认为与长期水污染关系密切。
被定义为“癌症村”的陕西省贺嘴头村从1991年到2003年间，全村共有46人因癌症死亡，高峰期时几乎一个月死亡一名村民；海南北坡镇南岛村的情况比较类似，1997年至2001年患恶性肿瘤死亡人数多达165例，该地区患恶性肿瘤死亡率高达1.17%。“癌症村”之外，还有足以令人不安的数据：我国淮河以北10多个省份约有3000万人在饮用高硝酸盐水；农村约有3.6亿人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
这些报道虽见诸于正规媒体，但与这一问题的社会性、重要性相比，信息的权威性显然不够。它可能引发沉重的关注与忧虑，却不足以形成理性的思考及实用的应对之策。媒体披露这一现象的好处在于提醒与警示：污染与癌症、与死亡已然发生因果联系，是政府与公众都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
“癌症村”一直是民间提法，直到今年2月，国家环保总局才有“个别地区因化学污染出现癌症村”的表述。“癌症村”应该如何定义，“癌症村”到底有多少，“癌症村”与水污染及生态恶化产生联系的科学依据何在，都不能停留在似是而非的臆测中。国家应循着民间人士已披露信息的踪迹，启动更广泛、更深入、更专业的调查，给“癌症村”一个清晰确定的权威性结论，以让社会公众据以判断，“癌症村”是真实的公共卫生事件，还是杞人忧天或夸大其辞的传闻。更重要的是，政府可藉以心中有底，施以适当的应对之策。
从已有信息分析，村民患癌与环境污染有关，并非空穴来风。但环境污染与SARS病毒、禽流感、地震来袭不同，后者是不请自来，前者则几可肯定是人为的产物。也就是说，“癌症村”的形成，村民因癌非正常死亡的悲剧，都覆盖有人祸的阴影。既为人祸，就必须有人担责，不能让患者与亡人独自承担恶果。
从现实来看，还尚未形成对“癌症村”追责的舆论氛围与制度建构。因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患癌而死，是一个延时、渐进的过程，致病致死的因果联系是隐性的、或是一果多因的，不像流行瘟疫、自然灾害中的暴亡容易得出结论。这就使受害者似乎难以获得追责维权的理据，而施害者也自认为把握了逭逃担责的理由。但我们更应倾向于，以现有科技手段是不难验证死亡原因的，只要不回避事实，只要对生命足够负责。
如果确证患癌与污染有关系，就应考虑对患者实行必要的救济，对亡人给以适当的赔偿。更为迫切的是，对环境、生态与生命必须建立伦理考量的标准，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而致剥夺生命的人和事，设置严格追责的法治规范。政府有这样一种清醒与自觉，“癌症村”就不会成为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