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广东汕头、湖北黄石和江西赣州等地调研，发现许多民营企业家的情绪都很低落。他们手里有钱不知道往哪里投，也不知道投出去能不能收回来，越干越恐慌，越干越没劲。这种情绪正在发酵，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建议相关部门注意这个情况，帮助民间资本找到投资出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支持民间资本组建县域股份制银行
县域占国土面积94%以上，其人口总量占全国人口75%以上，老祖宗早就说过，“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是治国理政的基石和底座，但由于金融制度设计缺陷，县域金融供给长期处于短缺状态。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6080家小贷公司、9071家融资性担保公司、6084家典当行和876家村镇银行。这些民营金融机构大多集中在县域范围内，规模小，服务弱，有一个“伤其十指”和“断其一指”的关系问题。除少数县级市以外，各种金融机构像毛细管一样渗透到县域，把钱收上来，但留在县域使用的仅占30%左右。
要从根本上改善县域融资环境，有必要组建民间资本控股的县域股份制银行，握指成拳，整合小而散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等民营金融机构。建议放开主发起人限制条件，对于那些符合条件的村镇银行，可以一步到位，允许民间资本控股转为县域股份制银行。我认为，只有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县域金融市场，才能消除各大商业银行在县一级的“资金抽血”现象，促进本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有效对接，实现县域范围内资金使用本地化，就近满足更接地气的融资需求，保障和改善基层民生事业。
筹集民间资本设立城镇建设专项基金
就某个特定的县域而言，推动新型城镇化大约需要50～100亿元，县级可用财力根本承担不起。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县级政府用财政投入少量种子资金，通过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战略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的方式，放大金融杠杆撬动民间资本跟进。我注意到，中国证监会山西证监局通过市场化手段，指导成立了国内首批城镇建设基金，共募集25亿元用于灵石、襄垣和武乡三个试点县的产业化和城镇化项目，提供了这样一个创新思路。
值得关注的是，山西三个试点县的城镇建设基金，90%以上都来自以煤老板为主体的民间资本，不到10%来自政府财政，明显区别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金来源于财政，投资由财政主导的做法。进一步的跟踪研究表明，这批基金还吸引了国家开发银行山西分行、民生银行山西分行、晋商银行和山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等多家金融机构加入，通过财务杠杆预期撬动100亿元后续资金。这种尝试，打开了一条市场化融资通道，有利于减轻地方政府负债压力。
帮助民间资本获得稳定投资收益
一些民营企业家对我说，他们特别希望与国有企业平等竞争，进入一些以往不能进入的投资领域和基础产业。但民营资本毕竟不是财政资金，投出去赚到钱，企业才能生存，才能为社会做更大贡献。因此，能不能吸引民间资本，吸引多少民间资本，实际上取决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能不能把服务做到位，帮助民间投资获得安全稳定的收益。
我认为，改革不应该有既定框框，改革创新的模式需要从实践中创造。为了增强当前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协调性，建议支持民间资本“非禁即入”，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和基础产业，包括对民间资本进入城市供水供气、垃圾污水处理、地铁地下空间经营权等公用事业，在价格政策上保证正常收益；对民间资本参与老城区、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项目，给予财政贴息以提高回报率；对民间资本下乡支持农业现代化，增加财政配套资金；对民营资本进入医疗、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可以放松管制，允许特许经营。
为民间资本打开通道，建立市场投资主体和政府互动模式，不仅可以立足当前，有效筹措资金缓解地方政府负债，防范地方融资平台风险；而且还可以着眼长远，引领民间资本创造财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成为“两个百年”和“中国梦”的托举力量。现在最重要的是，应当尽快梳理出一份系统的研究报告，根据非公经济36条（2005年）、中小企业29条（2009年）、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新36条（2010年）明文规定的政策措施，对执行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创造条件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和创造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小组负责人）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