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省一名厅长深入基层调研,在问了“家里几口人”、“收入怎么样”等几个简单问题后,竟不知如何继续交流下去。“说实话,在机关呆得久了,跟群众打交道确实少了。”他私下向记者坦承,有时见到群众,除了寒暄,真不知该聊些什么。“开大会作报告都在行,怎么见到老百姓就没得谈了呢?”一位在场人士事后纳闷(8月5日《新京报》)。
1949年,毛泽东说,进京执政就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这些话实际上是说给所有党员干部听的,尤其是高级干部。现在很多干部也都在时刻“赶考”,而且考试成绩都很“优秀”。比如开大会作报告,都能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满篇都是脱离地气的宏大叙事,所有的考题都是自己给自己出的虚拟假设,而所有的解题办法又都是建立在这个自我虚拟假设之上的理论学说,这样自己给自己出题的考试,就像是一个“打哪指哪”的射手,又怎么会考不出“优秀”成绩呢?
不过,这只是一种“填空”式的理论考试,也像是一种“脱口秀”式的即兴发挥。因为开大会作报告,下面坐的反正没有群众,而都是官员,大家也都是这样接受“赶考”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千篇一律,都是一个路数,于是谁也不用担心会出现“五十步笑百步”的情形。这在一些地方,基本上就是一种现实版“官场现形记”式的“报告文化”。
长期以来,在这样的“报告文化”之下,一些干部的理论“修炼”越来越炉火纯青。而作为上级领导的“考官”也越来越有成就感,因为手下的干部们每个人都是一台戏,面对媒体从不怯场,只要是动嘴的,就都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不会有任何问题难倒一些干部的嘴。在这样的“考官”眼里,手下干部每一个都是精兵强将,这又怎能不产生培育干部的“成就”感呢?
然而,当将这些理论“修炼”已经炉火纯青的“精兵强将”换一个考场,到群众的田间地头,主考官不再是上级领导而是群众时,却怯场了,表现出了严重的“考场不适症”。这是因为一些干部已经习惯于脱离群众的“报告文化”,习惯于接受上级领导主考的考试,而对真正的地气已无从感知,甚至都不知对群众怎样交流,在这样的考场,成绩当然不会及格,因为在这样的考场上,一些官员甚至都找不到考题。
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就是深入群众生活中,而群众生活就像一个各式问题的大观园,里面有群众叫好的方面,也有群众不满意的方面。但大部分问题并不是直接写在群众脸上,而是存在于这个“大观园”里面的边边角角,这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和一张善于说群众语言的嘴。但是一些领导干部在深入基层调研时,既看不出问题,也问不出问题,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这样的基层调研与视察没多大区别,又能解决什么真正的问题呢?
作为干部,到群众中“赶考”不应当是一次性的“快照”,而应当是一种长期的基层实践活动,但在一些干部身上还是习惯性地表现出了“应景”的意味。这表现在“赶考”之前没有做足功课,不知从何入手,甚至找不到调研的方向,在与群众沟通方面,还没能改变官腔,基本上还是机关那种习惯性语言,好像一名考生连最起码的“临阵磨枪”都没做到。
“考场不适症”就是一种不接地气不适应群众的症状,要治愈这种症状,就要改变“应景”心理,做好长期的思想准备,做好考前必备的功课,从思想上重视这样的实战“赶考”。但是,这需要上级领导干部首先做到这些,并将“考官”的角色让给群众,让群众成为最有发言权的考官,这样,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才会产生实际意义,并在实践中治好一些官员的“考场不适症”。“赶考”不是一时一事的“立此存照”,而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新长征,目标就是要解决群众的各种现实问题。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