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法律随着事态发展反反复复，李天一案迟迟不能定罪；另一边，是为了凑齐劳动指标，几个拾荒者便被投入劳教所。不同的社会背景，让他们的命运截然不同。相同的是，他们都揭示出了所谓的法治社会，到现在都还只是一个“中国梦”。
2009年10月18日，深圳四名收废品人员：崔先兵和老乡彭华生、裴后远、柳井军在路边打牌，突然来了一辆警车把他们带到派出所。四人被拘留三日后被劳教一年。家属称，派出所此举是为完成当年劳教指标。（2013年7月25日南京日报）
为了凑数而抓人，为了完成任务而抓人，劳教“指标”可以说与法治背道而驰。
劳教本身便与法律歧路，劳教是中国独有的制度，不经司法审判程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有着强烈的中国特色。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而是行政处罚。不走法律程序，自行拘捕，自行定罪，自行监禁。违法情节轻重的裁量权掌握在派出所、公安局手上，还谈什么法治？
然后说说“指标”，“指标”本是个商业词汇，用于业务上来激励员工。但被用在执法上，就百害而无一利。想想近几年，罚款有指标，税收有指标，办案有指标，劳教也有任务。于是出现了“钓鱼执法”，“养鱼执法”······。为完成“劳教指标”，执法部门就难免将清白之人抹黑，或轻罪重罚，让不必劳教的人“被劳教”。成为劳教指标的牺牲品。
劳教本身的不合理加上硬性指标。不出所料地，妨害了社会公义，阻滞了法治进程。不经取证，随便劳教的人治“自由”执法，给执法提供了极大的自由，鼓励了滥用职权、公私不分。去年“脚踩女公务员被劳教一年”，为了“提前60天完成了劳教任务”。在任务和奖励面前，各种造假手段层出不穷，法治社会如雾里看花。
这三个拾荒者一年的劳教生活，揭示了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遇到的的阻滞。劳教不规范，不依法，法律的公正严明在“指标”面前，只是一句空话。如不改变现状，中国要成为法治社会，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在这些灰暗的事件背后，还有多少人被“指标”，还有多少人的罪名是“莫须有”，比这三个拾荒者更无辜的人最终是否得到一句交代，我们无从知道。但应该坚定的是，公民的命运，也不应该毁在那些“指标”上。劳教的废存一直尚在争论之中。但“劳教指标”是法治社会的绊脚石，损害了社会公义，没有存在价值，毋庸置疑。既然错误的存在了，就应及早除去。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