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吉林省德惠市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的一场大火，导致120人死亡，死者多为该公司工人。
作为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发生时，宝源丰公司厂房的安全通道处大门被锁，而员工对工厂的生产安全隐患并不知情，平时也未接受过企业的安全培训。
这家企业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个例。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曾在2007年和2009年分别调查过一些东北和北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他看来，他所调研的东北的一家大型猪肉加工企业，与这次发生大火的禽类企业境况很类似。工人们在一个很大的放着冷气的车间里工作，为保持车间的温度，车间的空气必须与外边的新鲜空气隔离开。“一个200多人的大车间只有两道门，车间的门在工作时是闭着的。车间里有较大的杂音，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全天站着，埋头完成自己眼皮底下那个动作。如果发生意外，200～300人都要涌到那两三个小门口，很难在短时间内出去。”
而在北京南郊大兴区生产塑料制品的一家企业的厂房内，平新乔看到，几千名工人分布在四五个车间内，机器轰鸣声很大，灯光昏暗，有一股化学气味。大部分工人是来自河南和四川的农村的女工，每个月拿着700元左右的工资。
上世纪90年代，东莞、深圳等地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发生过群死群伤事件，而今悲剧在东北重现。在这背后，正是劳动力价格的变化引起劳动密集型企业从沿海到内地的迁移。中国制造业的结构要提升，产业要转移，就要发展和引进能够有成本优势的产业。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程承坪说，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内面临着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在外面临着东南亚等国家更廉价劳动力带来的激烈竞争。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只能靠不断压缩成本来维持利润：向土地、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地区转移。
程承坪这样分析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特征：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就要压缩成本，在厂房、设备等其他成本短时间内难以缩减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是最容易压缩的。
根据平新乔的观察和研究，最近六七年，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毛利率降到5%～6%的水平。企业的经营条件比以前差了，就会想办法降低成本，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工作时间，甚至连最基本的安全生产条件都无法保证。
而另一方面，许多涌进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没有专业的技术，也缺乏专业知识。去劳动密集型企业打工似乎成了大多数农民工的选择。“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过剩带来劳资双方力量不均衡，让打工者不得不接受低水平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程承坪说。
程承坪解释，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存在不与打工者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打工者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领取很低的工资，享受最低的待遇，社会保险等福利得不到保障，被克扣工资的现象很严重。一旦发生工伤等意外事故，企业经常会推脱责任，难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事实上，宝源丰禽业公司至今仍然拖欠着此次火灾中的幸存者管志国3000多元的工资。
无法保障劳动力最基本的安全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的普遍问题。管志国说，“上面的管理者不讲，我们也不知道存在安全隐患。”刚刚发生的这场大火也让我们注意到劳动密集型企业一直存在的问题：企业安全意识的缺乏、安全设施的缺位、安全制度的缺失。
在平新乔看来，企业的经营条件比以前差了，并不是企业降低劳动保护标准、降低环境保护标准的理由。“保证劳动者安全生产和健康的劳动条件，是基本的人道要求。”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宏彬认为，出现群死群伤事件，企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很多企业无法保障员工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发生危险时甚至连逃生出路都被堵住。“但维护自身的安全，本身就是工人最基本的权利。如果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工人的其他权利更难以得到维护。”
除了企业自身的责任，程承坪认为，监督缺失也是造成安全问题的原因。
首先是一些工会组织形同虚设，发挥的力量有限。“工会在监督企业生产环境、安全条件、基本的安全设施以及对员工进行安全逃生培训方面应该发挥作用，但现在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位的，有的甚至不允许工人进行基层的监督。”
其次，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不够，负责消防的有关部门检查不到位。消防部门对企业最起码的安全通道、消防设施、生产隐患要定期进行检查和监督。这次发生火灾的厂房中存放有大量可燃材料，安全通道经常关闭，再次暴露出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很大，消防通道不畅，消防措施不到位，检查整改更不到位的问题。
“要对这些不合规范的企业进行监管规范，要从事前监督和事后惩治两方面加强。”李宏彬认为，首先政府部门的生产监督要到位，其次工会的基本作用要发挥，而在发生事故后，要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惩。
本报北京6月5日电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