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贪渎再次陷入到“罪与罚”的争议之中。统计显示，去年全国法院对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案件判处的重刑率达到22.91%，有38.08%的被告人被判处非监禁刑。也就是说，对付贪渎，近四成贪渎官员没有领受牢狱之灾。如果加上未进入司法程序的渎职，以罚代罪比例应该还有想象空间。
对付贪渎不能手软，老百姓很惊诧有怨气很自然。不过，仅就数字而言，司法部门打击贪渎的决心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2007年重刑率是17.58%，非监禁刑率是48.75%。有近五成的贪渎官员不用坐牢。这一数字在2009年前更高，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2005年至2009年6月，被判有罪的17671名渎职侵权被告人中，免予刑事处罚和缓刑的合计占到八成五（85.4%）。换句话说，司法部门去年更愿意打“罪拳”，而非罚站了事。
当然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犯罪轻刑化日渐成为现代刑事司法发展的一大趋势。不过，前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你和某些人讲文明讲礼貌，结果却助长了他的气焰，甚至姑息养奸。矿难、垮塌、醉驾、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事故一轮又一轮撕裂社会神经，一次更比一次挑战公众底线，让人徒唤奈何。如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说，“如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犯罪可能受到宽恕，或者刑罚并不是犯罪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煽惑起犯罪不受处罚的幻想”。
也许单纯的重新祭起“重刑主义”也不可取。重典并不能带来文明。可是问题是，当下之乱非家国之乱，而是社会转型之乱。治转型之乱当罪罚并举。在司法适用上，对待一些涉及弱势的案子，譬如邓玉娇案，当以罚为主，让“轻刑化”唤醒良知凝聚人心；对付涉及公共利益、公权力的贪渎行为，相反要从严治罪，让“重刑化”之手弘扬社会正义，重拾司法的公信力。即便个案中有自首、立功，也需要公示公开取信于民。
“司法能动”与“罪刑法定”都是维护司法正义的神器。但用得不好，遇到弱势群体无权无势，就“罪刑法定”；贪渎官员公关到位，就“司法能动”。这样的司法，比一律从宽的“轻罚”、“轻刑化”或一律从重的“重罪”、“重刑主义”还要糟糕。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