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潘旭华的事迹，对他钦佩不已的同时，也时时让人为他捏一把汗；他遇到不少挫折、困难——为他设置障碍的人，也遇到不少伯乐和古道热肠的好心人，令人唏嘘。感慨之余，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想想，竟有不能已于言者。
假如潘旭华没有上中专，会怎么样；假如他没有上小学、中学，又会怎么样。答案几乎可以肯定，那就是没有潘旭华这个人才了，因为缺乏成才最基本的条件。由此，我想到，人才培养必须首先普及基础教育，让每一粒种子都有成长发芽的机会。如果我们把尚待成才的人比成种子，那么基础教育就是成才的土壤，且不管这土壤肥沃还是贫瘠，土壤应当覆盖所有的种子，无一例外——这被“例外”的一个实际上就有可能是个大人才。当然，即使不从培养人才的角度看，我们也有让每一个人都受教育的义务。总之，土壤的覆盖率愈高，能够成为人才的人也就一定愈多。
从教育本身思考，我们的教育必须首先聚焦于人，然后才有人才可言。否则，如果只是盯住所谓人才，那么人才就几乎无从谈起。何以故？因为在人才成才之前，谁都难以断然肯定某人日后是否一定能够成才。为了一切人，为了人的一切，这本来就是教育的原则。我们的学校、教师，如果眼里只有人才，若非所谓人才，就弃若敝屣，那么所弃者中，就可能有人才。被誉为当下中国青年大学生和创业者的“心灵导师”、“精神领袖”的俞敏洪曾说，自己从小学起成绩一直不怎么样，高考两年都没考上，那么在很多人眼里，他根本就不可能是人才的苗子。有一位当代著名作家，读中学时由于爱好写作，语文老师骂他道：就是全班同学都成了作家，你也别做这个梦。结果呢，全班只有他成了作家。幸运的是，这位被骂的学生有较强的抗压性，否则，我们也就没有这位作家了。我们不能只寄希望于学生具有抗压性，而应当要求教育尊重每一个学生，珍惜每一位学生的潜能，引导每一位学生按各自的禀赋走上各自不同的成才道路。
此所谓尊重、珍惜和引导，最根本的是要尊重、珍惜和引导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的兴趣。但凡人才，总是和好奇心、兴趣密不可分的，潘旭华就是极为典型的一例。梁启超说，把他这个人烧成灰，最后就只剩下两个字：兴趣！兴趣就是人之为人的生趣，这样的兴趣是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永不枯竭的创新精神的主要源泉。复旦曾录取38岁高中学历的三轮车夫蔡先生读博。复旦的古文字学权威学者裘锡圭教授1995年在给他的回信中说：“你对传统‘小学’真心好之，不计功利，刻苦潜修，十分钦佩。”“真心好之，不计功利，刻苦潜修”这十二个字，就是蔡先生成功的全部奥秘之所在。其中“真心好之”又是基础、前提。但我们的基础教育几乎无视学生的兴趣，分数就是一切！我们的教育只有走出一切为了应试、为了分数的误区，人才才有可能大量涌现出来。
照例说，奖掖晚辈是大学教师的基本品质和起码要求，但目前似乎不太乐观。潘旭华的路走得并不顺畅，虽遇到了好几位伯乐，也曾“屡屡碰壁，被大多数人称为四处招摇撞骗的骗子”。浙江省松阳县科技局原局长徐经验对此深有体会：“他们不相信山角落里还有真正的专家！”一直力挺潘旭华的徐经验带他遍访省内相关领域及机床行业的教授、专家，没想到，这一访不仅让他们碰了一鼻子灰，还伤透了心。“这些教授和专家要么把我们拒之门外，要么嗤之以鼻，根本不信潘旭华的成果。”
潘旭华还算是幸运的，他的科研成果最终得到了认可。但我认为，他似乎不应该受到那么多的冷遇。走在成才路上的人可以不在意外行人的冷嘲热讽，但来自大学教授、专家的冷漠、否定就是极大的打击，而恰恰这种打击往往是致命性的。我以为，全国性大学应当是全国所有走在成才路上的人坚实可靠的靠山，地方性大学应当是所在地方走在成才路上的人坚实可靠的靠山，大学负有发现、鼓励、支持、帮助他们的义务和责任。走在成才路上的人如果得不到大学的理解和帮助，固然是他们的不幸，更是大学的悲哀和耻辱。
早在一千多年前，韩愈就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可见伯乐之重要。但我以为，我们不但要寄希望于伯乐，更要寄希望于伯乐能够发挥作用的机制，没有这种机制，就是有伯乐也不一定有千里马。
在潘旭华的艰难历程中，科技部高新司司长冯记春和副司长戴国强打破常规的果断措施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们的作为让人感动；但是如果欲成才者都要他们过问才有成功的机会，他们一定忙不过来，因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必得从根本上改善人才培养的大环境，全社会都要以尊重人才，珍惜人才为己任，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应当人人争当伯乐。对于可能成为人才的种子来说，这种社会风尚就是阳光、空气和水，不可或缺。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