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2003至2012年基尼系数。数据显示，2003年基尼系数是0.479，2008年达到0.491，为10年来最高，此后开始逐年回落，到2012年，基尼系数下降为0.474，已低于2003年的水平，仅比2004年高0.001。
众所周知，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主要考量指标，分值区间为0到1。亦即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趋向不平等。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0.4，超过0.4，表示收入差距较大，达到或超过0.6，则表示收入差距已经非常悬殊。
站在纯理论角度来看，当然基尼系数离0越近越好，说明社会财富分配是公平的、合理的。但是，实际情况远非理论那么简单。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环境、不同社会背景下，基尼系数对社会财富分配情况的反映并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基尼系数低，不一定社会财富分配就公。反之，基尼系数高，也不代表社会财富分配就不公。
当然，如果基尼系数过高，且居高不下，肯定是有问题的，也是需要引起重视与关注的。
对中国来说，虽然在执行基尼系数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方面，与其他国家并没有什么明显差异，基尼系数的高低，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社会财富的分配差异程度。但是，同时必须看到，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比较明显、城乡差别较大的国家，加上中国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基尼系数的起点可能就比较高。
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基本维持在0.2左右。如果单纯从数据来看，那时候的中国在财富分配方面，应当是相当公平、公正、合理的。
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或者说是一种形式公平。因为，那时候的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是建立在牺牲效率、牺牲劳动者劳动能力与价值的基础之上，特别对劳动能力强、技能高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公的，也是不合理的。也正因为如此，劳动就变成了一种非自觉行为，无论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劳动者，个人的天赋与价值、智慧与技能，就都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与发挥。整个社会，也就在“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下，呈现低效率运行、低水平发展的状态。
这样的“公平”，显然是不公平的另一种反映。
所以，当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很快就得到全体劳动者的积极响应，并在这一口号的鼓舞下，使每个人的劳动热情、劳动积极性、劳动态度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与转变。如果没有这样的转变，中国就不可能在短短三十年时间内，经济社会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与进步。
可以这样说，虽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决策，拉大了社会收入差距，打破了收入分配的低效率平衡状态，但是，却大大提高了效率，激活了每个人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欲望。
需要引起重视和反思的是，由于这项决策本身也是一次改革、一次创造、一次探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在实现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特别在执行和实施过程中，忽视了它的前提，那就是先富事业后富、走共同富裕之路。这也是基尼系数为什么越来越高，并最终超过了国际警戒线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税收制度为例，按理，这是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最重要、最有效、最有力的手段之一。但是，在税收制度的设计和执行方面，由于没有很好地把握这项制度的本质和效率，而更多地依据暂时的需要和眼前的利益。因此，不仅制度的设计存在很大的漏洞，制度的执行也没有章法。特别是所得税制度，无论是个人所得税还是企业所得税，基本都成为了政府筹集资金的工具，而不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手段。自然而然，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公正性也就打了很大的折扣了。
而在利用政策工具调节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对严重影响社会收入分配的垄断收入、黑色收入、灰色收入等，似乎也一直没有认真寻求解决的办法与措施，而是听之任之，任其对社会财富分配产生冲击与影响，不仅基尼系数越来越高、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官方对该项数据也很难做出准确评估与统计。不然，官方公布的数据也不会与民间调查的数据相差如此悬殊。如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不久前公布的中国2010年基尼系数就达到0.61，高出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近0.13。个中原因，是否与黑色收入、灰色收入等统计与分析有关呢？
所以，分析基尼系数是否已经超出了社会已经能够承受的能力，是否已经对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产生了不利影响，不仅要看数据本身，还要看数据背后的东西。一方面，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有多高，如果剔除了这部分收入，基尼系数是否仍超出国际警戒线；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有没有带动其他人一道富裕，两者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是否还在不断拉大。
前者显然是很难从政策层面找到答案的，而必须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亦即依靠法律制度的完善，构筑好不让不合理、不合法收入产生的篱笆。后者则主要是政策和理论层面的东西，亦即在理解和认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过程中，如何有效解决“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之路”的问题。一旦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基尼系数自然而然就会降下来，并真正回归到公平、合理的分配轨道上来。
所以，对中国基尼系数过高的问题，必须从多角度进行分析与理解，而对与基尼系数高低密切相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也必须进行深入的反思，既不要把基系数过高的责任推给“一部分人的先富”，也不要忽视“一部分人先富没有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的问题，而要客观分析，正确对待，全面理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只有这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推动中国经济再上新台阶、人民生活再上新水平服务。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