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茨威格说过:“我若不在家里,便是在咖啡馆;若不在咖啡馆,那一定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如果把“咖啡馆”换成“单位”,还有人觉得浪漫吗?这不,中科院公布的《2010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就公布了内地50座城市的上班花费时间,其中40分钟以上的5个,30分钟以上的17个。在被调查的1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此项指标排名第一。
上下班路上耗时过长,已经成为大城市的普遍问题。多少本该“朝九晚五”的白领,天刚清亮就被闹钟“轰”醒,七点之前就要冲出家门,路上一包豆浆、几片面包,就是每天将就的 “早餐”。及到傍晚,好容易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又是“回首望家门,可怜无数‘车’”。而且这漫漫的“征程”,绝非什么“美丽旅途”:拥堵的路况,拥挤的车厢,频繁的换乘,无一不令人心烦意乱。
资源在来来往往中消耗,效率在熙熙攘攘中降低,人的幸福感也在奔波劳碌中点滴消磨。缩短上班耗时,已经成为大城市迫在眉睫的课题之一。这一难题的解决方案,多数主张都聚焦于改善城市道路规划,以及提高交通管理水平。其实除了这个“全球通用”的方案之外,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进一步改革住房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同样重要。
上班耗时太长,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住家离单位太远。最好的解决途径,一是换一个离单位更近的住所,二是换一家离住家更近的单位。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方法都面临着难以破解的障碍。就住所而言,租赁的住房比较容易更换,而若更换购买的住房,就不得不支付高昂的成本。在十几年的住房改革过程中,政策更多鼓励商品房住宅发展,而忽视公共租赁房的开发,以及住房租赁市场的培育。人们不容易租到称心如意的房子,所以只要有支付能力,都倾向于自购住房。房子一旦购定,改变住所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不管工作单位离得有多远,人们都只能来回奔波了。
就工作单位而言,当前许多单位,尤其是体制内的单位,其劳动用工制度大多执行的是“终身制”和“准终身制”。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的雇佣关系,而是通过编制、人事等制度设计,使二者之间具有浓重的依附色彩。大多数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被淘汰或辞退的比例比较低,不管是系统内的工作调动,还是调动到其他系统的单位,实际操作起来都难上加难。就这样,许多职工的住处和工作单位,就两头都被“钉死”了。两者相距不远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在两个端点之间,日复一日地疲于奔命。他们的生活状态,就由此成了“如果不在家里,就是在单位;或者在两者之间的路上”。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目前许多城市都在大力推进公共租赁房的建设,也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培育住房租赁市场的健康发展。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将来都能立足于工作单位,就近租赁到合适的住房。在工作单位变动的情况下,也能够以较低成本变换住所。同样,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打破封闭式的“终身制”,建立完善“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开放式用人机制,实现用人单位和员工之间更灵活的“双向选择”已经是大势所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自由地选择一家离家近的工作单位,也将不再是梦想。(封寿炎)
(责任编辑:侯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