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民经济规模不断上升，沿海和内地的城市乡村面貌都焕然一新。中国的这种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勇于实践的伟大成果，它为经济理论的不断创新创造了绝佳的试验室，而富有预见性的经济理论也为我国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在文革刚刚结束后，社会科学领域也弥漫着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氛围。“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社会科学被束缚的翅膀，一大批中青年经济学者投身科研，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
在1978年，中国的思想领域还进行着“真理检验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北京上空的政治空气乍暖还寒，但是知识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却似春风拂过，百花竞放。
在这一年，经济学界的主题是从理论上纠正“四人帮”的左倾错误，树立对政治经济学的正确理解，如卫兴华、王永治和孙冶方等人均发表了文章，重新认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以及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同时，吴敬琏和萧灼基先后提出了按劳分配的观点。吴敬琏等人指出按劳分配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肖灼基提出劳动平等和产品分配平等是贯彻个人物质利益的重要原则，二者论述了按劳分配的正当性，摒弃了它的阶级色彩。到了1979年，关于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讨论进一步深化。在1979年4月，全国经济系统召开了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讨论会，会议统一思想，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守的客观经济规律，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价值规律与市场经济、扩大企业权限的关系。
董辅礽从另外一个角度，揭开了中国国企改革和农村土地经营方式改革的序幕。他从实际观察出发，揭示了国营企业和农村公社低效率的根本原因，董辅礽已经预见到了改革的方向，发表了具有前瞻性的言论。
1978年9月，在中国社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上，董辅礽就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要完成“两个分离”，即在工业领域，改革国家所有制，实现政企分离；在农业生产领域，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现政社分离。他的这番言言论把人们内心对国营大企业和农村公社弊端的一些疑问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为城市农村两级经济体制的改革敲响了大门。人们猛然意识到经济生活中的“一大二公”并不是天然合理的，放松、搞活经济组织正是释放生产力的表现。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发表了董辅礽先前在规划会上的讲话，名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掀起了关于社会主义国有制企业和农村土地经营方式变革的讨论。在实践中，四川、北京和天津三地对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试点改革，扩大企业经营权，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农业调研中，学者们对已经存在的农村联产计酬责任制予以理论解释。
当时，中国的经济理论界确实处在解除思想禁锢后的创造思维的集体大爆发时期，不仅是新理论、新想法不断涌现，而且经济学家还在挖掘湮没在左倾思潮中的思想，在新时期重新加以阐释，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孙冶方在1979年发表的文章中，反思了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肯定了该理论对我国国情的适用性，成为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的理论基础。
时间进入80年代，关于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化，而这一切讨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提高社会主义的经济效果(效率)。1980年7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联合其他单位，召开了社会主义经济效果问题座谈会。会上，董辅礽、张曙光等人指出了讨论经济效果问题的重要性，要运用经济指标，进行经济核算，重申了要改革先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加强企业管理，在农业领域也要贯彻因地制宜，不能片面地以粮为纲。会议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理论观点，但是使研究者的眼光转向提高经济效率这一课题，改革的核心环节也是效率，经济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搞清经济活动的所有制性质。
随后，学者们积极跟进，王积业(1980，1982)、桂世镛(1980)和朱铁臻(1981)从宏观层面讨论经济效率问题，董兆祥等人(1981)的农村调研报告也告诉了我们讲求经济效果是农村制度的一条根本原则。何竹康(1980)从公共部门出发，提出应努力提高基础建设投资的效率。丁华(1981)指出了工业投资效果差的原因，徐芦(1982)和徐景安(1982)提出了工业部门的经济效率的方法，黄成芝(1982)提出适销对路是提高商业经济效率的原则，这已经把眼光把短缺型经济，转向了满足消费者偏好这一方面。但是关于经济效果的问题也存在着分歧，项启源等人(1982)就坚持实行计划经济才能保证经济效率。
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经济学者们也关心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问题。综合平衡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在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特辟一章，讨论综合平衡问题，包括单项平衡、局部平衡和总量平衡问题，属于计划经济工作的目标的范畴。由于文革的破坏，改革前，我国的国民经济严重失衡，日益引起学者的重视。在1981年，在沈阳召开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讨论会，会议认为，综合平衡是计划工作的灵魂的和核心，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范畴。当时讨论涉及的问题主要是政策目标与经济平衡，经济体制与综合平衡，经济效益与综合平衡，综合平衡和宏观控制，综合平衡体系，开放条件下的综合平衡等内容。许涤新、于光远、孙冶方、李成瑞等人都撰文指出经济调整的重要性，其中李成瑞的《财政、信贷平衡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一文荣获了当年的孙冶方奖。
除了宏观经济和体制改革问题在78年后成为热点，当时的人口问题也在解放思想后，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孙冶方在1979年的文章中为马寅初平反。我国在70年代从“人多力量大”的迷思中猛醒，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此后，学术界开始了对人口总量问题进行系统研究。马寅初提出过人口质量问题，但似乎一直没有尝试对人口质量的内涵做出界定。对人口质量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曾经是70至80年代的热点。1981年，张怀宇讨论了农村人口的控制问题，兼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进入1982年，这方面的讨论逐渐增多，更多地介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作为中国政策的基石(金志国，1982)。陈玉光(1982)提出应该正确确定人口的适度增长率，同年杨体仁(1982)阐述了人口问题的共有规律，进一步扫清了问题的理论障碍。当年的人口普查结果也为研究提供了素材。
在1982年，经济领域继续了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经济效果?经济模式问题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讨论会在9月份召开。《经济研究》连续四期特辟专栏，登载相关文章，讨论宏观经济以及部门经济效率的路径，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同年，党的十二大文件出台，经济界开始了学习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重点和步骤(桂世镛，1982)，文件对农村责任制的认定也成为当时研究者的共识，大家不用再纠缠于责任制的性质问题，有了共同讨论的基础。
在1983年，除了继续有关农村问题、企业改革、人口的讨论，当年的就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以及《邓小平文选》出版。国内召开了《资本论》学术讨论会，着重分析《资本论》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应用，如何看待及其大工业、商品生产，尤其是价值规律在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中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文选》当年出版，汇集了邓小平同志从1975年至1982年对改革开放问题的设想，他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判断，譬如大力利用外国的技术和资金，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农村和城市的改革问题，实际上为经济学的研究解放了思想。原来的一些禁忌话题，现在有了讨论的空间，有了进行定量分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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