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了新中国的创建和60年来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在开国大典之时，我在天安门广场听到毛泽东主席高呼“人民万岁”，看到千万幅红旗汇成的红色海洋，由然想起在太原解放前夕被敌人杀害的十多位我熟识的从事地下革命的战友。他们都是20多岁的青年，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真切地感到，他们的鲜血已浸染到无尽的红旗上。也深感到他们的追求与希望托付于我肩上的重担。60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学习与工作。1952年，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我从一个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成长为新中国的一名大学教授，这是共产党和新中国为我提供的发展机遇和道路。
我见证了新中国60年来的辉煌发展与成就，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的。在回顾新中国60年来的经济学发展中，必需重视毛泽东主席的贡献。毛泽东主席一贯重视马列主义的学习与发展。尽管改革开放前有过理论和政策上的“左”的偏误，但毛泽东思想包括他的正确的经济思想的指导作用是应当肯定的。他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与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思想与政策，《论十大关系》中的经济思想，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思想，批评“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提出“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的思想，特别是重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等，曾是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内容。我以这些正确的经济思想为指导发表过论著。但对于当时“左”的东西，我保持了沉默。我没有参与宣传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没有写过“大批判开路”的东西。我是多次“左”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的受害者。所以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衷心拥挤的。改革开放30年来，学术道路宽阔了。我出版了多部经济学专著和教材，发表了700余篇论文和文章(改革开放前只发表过近百篇)。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理论经济学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与创新。这些都是与我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联系的。
从经济理论工作者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需要认真和深入研究。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我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
1、社会主义本质论。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即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论。初级阶段的定位使我们不再做越超阶段的错事，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
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论。即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5、公平与效率统一论。在分配制度中公平与效率并重，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再分配更加重视公平。
6、社会主义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论。实现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7、判断改革开放与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条标准论。即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8、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统一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与完善，发展是改革的目的，稳定是改革与发展的保证；
9、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统一论；
10、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统一论。既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搞“凡是”，搞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又不能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割裂和对立起来，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可为我所用的部分，但不能用西方经济学取代和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特殊模式与道路，孕育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发展和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的新建立。
（责任编辑：侯彦方）
版权所有 